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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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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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中文結果式句構之第一語言習得(2024) 蔡娗汸; Chai, Ting-Fang中文結果式句構擁有不少值得探討的特性，如句法—語義衝突(Huang, 1997)及 解釋上的歧義性，這些特性使結果式句構在形式句法有許多的研究(e.g., Huang, 1988; Zhang, 2001)，而實證研究則相對較少。本研究旨在探討中文結果式句構的第一語言習 得，以彌補此研究缺口，研究考慮到三個影響兒童理解結果式句構的因素:句構類型 (賓語控制、主語控制和使役結果式句構)、語境和有生命性。6 至 8 歲的兒童共 60 名及中文母語者 20 名參與了本研究，受試者進行了兩個真值判斷任務(有語境及無語 境)和一個圖片選擇任務，以評估其對結果式句構的理解。研究發現，賓語控制結果句構最容易，其次是主語控制，而使役結果式句構則最 具挑戰性，其次，語境有助於兒童理解每一類型的結果式句構，有生命性也在句子歧 異理解扮演重要角色。最後，研究結果顯示，受試兒童在中文結果式句構的第一語言 習得中歷經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與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1964)相符。6 歲在有語 境支持下，對結果式句構已達成人程度的理解，7 歲兒童則可在無語境支持下達到成 人水平，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能藉由有生命性的線索，理解結果式句構。Item 中文三語學習者的非謂形容詞位置習得：英語和羅曼語族人士之比較(2024) 楊名霖; Yang, Min-Lin本研究旨在探討以中文為第三語言中，非謂形容詞 (attributive adjective) 位置的習得情況。所檢核的關鍵因素有三，涵蓋形容詞類別效應、教學效應、及句法啟動 (syntactic priming) 效應之影響。本研究共招募了45名受試者，分成3組，每組15人。其中兩組為語言背景呈現鏡像組別 (mirror-image groups) 的30名中文三語初學者，另外一組則為中文母語者。研究中的30名中文三語初學者的中文程度皆為A1或A2且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另外，依照中文三語初學者的語言背景，將他們分成一組以一語為英語，二語為西班牙語或法語，且三語為中文，及另外一組以一語為西班牙語或法語，二語為英語，且三語為中文的鏡像組別。測驗內容包括兩項口語產出任務，任務內容涉及中文新詞及已知詞。根據三個所檢核的關鍵因素，研究得出三個結果。第一，形容詞使用中未觀察到顯著的類別效應，顯示成年受試者對於四種類別的中文形容詞具有普遍的語意理解。第二，教學效應對所有中文三語受試者均有益，鏡像組別的三語受試者皆可藉此教學效應提高已知詞語境中形容詞位置的準確性。其中，英語母語受試者受益於其第一語言正遷移，在中文新詞及已知詞語境中，皆大量產出與中文形容詞句法結構一致，放置於名詞前位置的中文三語形容詞。相反地，西班牙語或法語母語受試者受到其第一語言負遷移的影響，在中文新詞語境中，傾向於將中文三語形容詞放置於名詞後位置。第三，在探討句法啟動效應時，受試者的語言背景和啟動順序之間有著顯著性的影響。儘管所有中文三語受試者都對啟動 (priming) 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適應，但鏡像組別之間受到的影響程度有顯著的差異。特別是，英語母語受試者在不同的啟動條件下保持了一致的表現，顯示出其與中文形容詞句法結構相同的強烈第一語言影響。相比之下，西班牙語或法語母語受試者對啟動條件更為敏感，常常受到啟動順序的影響而調整其產出的中文形容詞句法結構，顯示出他們在克服第一語言句法傾向方面面臨更大的挑戰。Item 兩岸高中國語文教科書編撰與意識型態比較研究 以2020年臺灣龍騰版與中國大陸部編版為例(2022) 黃容; Hang, Rong現代教育的奠定起源於學校教育的制度化，而學校教育的核心在於課程，課程的核心在於教材。為展望兩岸國語文教育之交流與溝通，本研究抽取了現行兩岸普通高中國語文教科書的兩個版本──中國大陸部編版和臺灣龍騰版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研究和內容分析法針對其選文內容進行意識型態分析，探索兩岸在國語文教育實踐中的共識與差異。整體言，兩岸社會因為歷史、法制以及社會「共識」等方面的不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各自選擇了一條服膺於在地人民意願以及利益的道路：臺灣從適性教育出發，強調個人與自由，中國大陸則立足於集體主義，強調民族復興與國家意志。以最新兩岸普通高中國語文課綱/課標為例，在語文教育理念、課程性質以及學科素養上各有側重，表現在教科書選文的編撰與意識型態中，則是對於政治態度、國家期待、民族精神、族群關係及敵意態度等五個面向的呈現、描寫方式與態度不同。故兩岸有關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本土化與實踐並不一致，對國語文學科定位以及教學方式的選擇各有取捨：臺灣重視議題教學，中國大陸重視整體閲讀。綜上，本研究發現兩岸政治意識型態爭議根源並不在於「國族認同」，而是有關「現代性/現代化」的認識，並由此帶來的政治「去中心化」問題。Item 越南籍新住民華語文學習歷程之分析(2020) 楊小津; Yeung, Siu chun本研究採用「優勢觀點」，以欣賞、鼓勵的觀點去激勵弱勢個體發現自 身的優勢、潛能並以之提升與環境抗爭的能力。使用文獻分析法、深度訪 談法、語料分析法和歸納法，透過立意取樣之滾雪球抽樣方式找到十三位 越南籍新住民，再從與相關新住民生命歷程有關聯的國中補校、越南籍新 住民華文教師或家教中分別邀請兩位和五位志願者組成兩組諮詢小組作為 本研究之顧問，以彌補筆者在補校教學、越南語、越南華文教育方面的不 足。需要強調的是，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因應社會工作者藍佩嘉提及的外 籍移工轉變為臺灣女主人的社會現象，以及顧玉珍、顧玉玲對於在臺越南 籍移工的長期關注，將在臺資深越南籍移工納入越南籍新住民類屬中。 配合本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結論為：越南籍新住民的華語文學習瓶頸 除了筆者重點論述的華文語音偏誤之外，在詞彙與句法、語序上的偏誤， 來於母語負遷移、臺式華文影響、粵語影響，華文三大句式方面。筆者對 其中涉及人數多、發生頻率高的偏誤現象提出糾謬技巧或建議，希望幫助 學習者做到即學即用。並將研究結果提供給需要相關教學者與學習者做為 日常規範相關偏誤的參考依據。Item 以華語為母語的孩童對請求策略的理解與使用(2020) 陳妍彣; Chen, Yen-wen本研究旨在探討華語為母語的兒童對於請求策略的理解與應用。議題包含直接與間接請求策略間的差異、社會距離與地位的影響、句型與策略的使用、以及不同年齡間的差異。本研究設計兩項測驗來探究受試者的表現：一為理解測驗，二為情境對話測驗。研究對象包含實驗組的四十八位五至十歲孩童，依其就讀的年級分為三組：幼兒園大班、小學二年級、四年級，每組各十六位；另外有對照組成人十六位。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五至十歲孩童皆具備成人母語者對於直接與間接請求策略的理解能力，但八歲以下孩童還無法像成人般表達請求。 二、對於孩童與成人，社會距離對請求策略的理解與使用影響不顯著。 三、孩童與成人對於請求策略的理解與應用皆受到社會地位的影響。他們與社會地位較高的人互動時，理解與使用都已具備成人母語者的程度；在與同輩或是地位較低的人互動時，他們皆比預期中更為客氣。 四、五至八歲的孩童使用大量的祈使句來做請求，而九至十歲的孩童則如同成人，使用較多的疑問句。但孩童至十歲時都還無法像成人般使用陳述句來提出請求。 五、五至十歲孩童已能夠使用多種請求策略，但各策略使用的多寡有別。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各組皆有明顯趨勢，使用較多的語氣導出型（Mood derivable）和探詢型（Query preparatory）策略。Item 以中文為母語的兒童習得主題結構之實證研究(2007) 沈正嵐; Cheng-Lan Shen本研究旨在探討以中文為母語的兒童如何習得中文的主題結構。本實驗共設計兩種測驗：句子選擇測驗與引導說話測驗。受試對象為六十位年齡四至六歲的兒童。依照受試者的年齡，分成四歲、五歲、六歲三個實驗組。此外，尚有二十位以中文為母語的成人為控制組。 實驗結果顯示，在中文主題中的語義特性中，指稱(definiteness)較總稱(genericness)容易習得。然而，三組受試者仍尚未完全習得這兩個語意特性。研究亦發現四歲跟五歲的兒童在語意特性的習得有很大的差異。在語法性方面，所有格式(possessive-like)主題最早習得，原位衍生式(base-generated)主題次之，而移位式(moved)主題最難習得。主題鏈(topic chain)對兒童來說亦是很難習得的特性，三組受試者都尚未完全習得中文主題鏈。研究發現支持語言習得先天性理論(the nativist approach)，受試者皆有自己的語法，沒有模仿實驗者的句子，因此行為學派的語言習得理論(the behaviorist approach)在本研究不成立。本研究結果亦顯示兩種測驗有顯著的差異。普遍來說，句子選擇測驗的分數較引導說話測驗高。但在所有格式主題的習得結果中，受試者在引導說話測驗表現較好。我們可以將此測驗差異歸因於引導說話測驗給予受試者較大彈性，他們可以自由說出他們已經習得的所有格式主題。然而句子選擇測驗較為限制，受試者必須從兩個選項中選擇一個，因此受試者在句子選擇測驗中的對所有格式主題的表現較差。Item 中文隱喻用語之第一語言習得研究--以「死」字為例(2008) 謝孟璇; Meng-Hsuan Claire Hsieh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與中文「死」字及其相關隱喻用法的母語習得情形,並針對五個議題—標誌理論、語言情境、生命效應、詞類效應、與年齡因素加以討論。本實驗包含兩個理解能力測驗:字詞單獨測驗(Words in Isolation),與字詞情境測驗(Words in Context)。受試者共有 144 位國小學生,依照年級分成 6 組,另有 24 位的以中文為母語之成人作為控制組。 研究結果顯示,非隱喻性用法、也就是無標誌用法,比隱喻性用法或有標誌用法來得容易習得。受試者在字詞情境測驗中表現比字詞單獨測驗好,顯示語境有助於受試者判別隱喻性意義。主詞的生命效應不只與動詞搭配有關,與隱喻意義的辨認亦有關連。此外,「死」字的詞類變化對意義辨認的難易有顯著影響,難易度可歸納出「動詞 > 形容詞 > 副詞」,與「死+動詞 > 死 > 動詞+死」,亦即詮釋「死」當動詞較「死」當形容詞或副詞來得容易,「死+動詞」的組合比單獨使用「死」和「動詞+死」來得簡單。同時,年齡仍是習得隱喻性用法、或者具備 後設語言能力的重要因素;四年級學童(也就是超過十歲的受試者)表現特別優異,顯示十歲極有可能是習得後設語言能力的重要里程碑。Item 中文安慰言語行為之比較研究：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英語與日語學習者為例(2018) 葉惠真; Yeh, Hui-Chen本研究旨在探討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英語與日語學習者對中文安慰策略的有效度判斷以及使用情形，並驗證不同操縱變因（如：被安慰者的社會權力高低、事件嚴重程度及情境類型）對安慰策略的影響程度。研究對象共為十二名英語和十七名日語的中級華語學習者以及二十名中文母語者作為對照組，參與本研究的兩項測驗：一為有效度判斷，二為口頭完成情境對話。研究發現如下： 一、 情境類型的操縱因素對受試者的有效度判斷及使用情形影響最大，其次是事件嚴重程度，而被安慰者的權力高低影響則最小。 二、 提供支持、建議和鼓勵策略在有效度判斷中較同情及安撫策略有效。然而只有建議策略在口頭情境完成的測驗中仍被大量使用，其他兩種策略被安撫策略所取代。 三、 除了對提供支持策略的有效度評價不如中文母語人士高之外，英語和日語的華語學習者的表現大致與對照組相同。 四、 受試者普遍採用組合式的安慰策略，受歡迎的組合通常皆含有建議策略。 五、 日語學習者在面對更高權力的被安慰者的情況下比英語學習者更加看重安撫策略，並且在嚴重度高的情況下採用更多鼓勵策略。另一方面，英語組的人均安慰策略總數比日語組要來的多。 根據上述結果，我們認為三種操縱因素各發揮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也證實對於安慰策略的有效度判斷與實際策略使用間確實存在影響差異。而且，跨文化差異仍存在於安慰策略的學習中。Item 關於第三語言習得的形態句法轉移的語言類型與心理類型的相對權重(2015) 山口廣輝; Yamaguchi, Hiroki第三語言習得(TLA)相對而言是較新穎的研究領域。早先開創的第三語言習得相關研究發現，類型差異是決定轉移來源的因素(Rothman, 2010, 2011)。然而，以往的研究並未明示，究竟是何種類型差異，決定第三語言初學情境中的轉移來源。有些學者將類型學研究聚焦於客觀的語言近似，而有些學者則擴展其研究範疇至學習者對於類型的感知覺察，意即所謂的心理類型(Kellerman, 1983)。儘管已知兩種類型差異皆具影響力，兩者的相對權重卻仍有待探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明察當第三語言初學者思考目標語的形態句法知識時，語言類型差異與心理類型差異的相對權重。數據資料取自於兩個實驗組。第一個實驗組由33位已習得進階韓文的台灣人所組成，第二個實驗組由30位已習得進階中文的韓國人所組成。兩個實驗組皆需接受(1)口說翻譯測驗(OT)、(2)文法判讀測驗(GJT)以及(3)心理類型差異問卷調查。除此之外，另召集30位日文母語人士，作為文法判讀測驗數據資料分析之對照組。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接收性的聽讀能力、產出性的說寫能力，或文句的複雜度，兩個實驗組皆較多仰賴語言類型近似之語言(韓文)，而較少仰賴心理類型近似之語言(中文)。又，第三語言初學者無法同日文母語人士般自然地思考目標第三語言─日文。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細述第三語言習得之教學內涵。Item 馬來西亞廉價花園聚落中的空間與族群關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2011-06-01) 白偉權; 陳國川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馬來西亞市中心外圍以族群混居為特色的新聚落，其內部族群關係的意涵。1970年代後的馬來西亞，在產業變遷與都市化的影響下，市中心外圍的聚落景觀出現很大的變化。各族從原本依地緣分群而居的聚落，遷移至市鎮周圍新開發的住宅區－「花園」，「花園」成為了都市地區居民主要的居住形式。國家政策影響下，「花園」內混居了各族居民。是故，「花園」的出現，打破了原來族群空間分隔的居住傳統。本文從人－地以及人－人關係的角度出發，以新山都市外圍由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等族混合居住的新聚落－茉莉花花園為個案，探究在1987年至2007年之中，其內部族群間的空間分佈、住屋的租售關係以及所成立的社團組織，藉以勾勒出族群關係的發展。首先探究新山地區新聚落興起的地理背景，其次說明新型聚落的型態與居民組成，第三透過住屋單位的租賃情形以及社會組織的建立，釐清聚落內的族群互動關係，最後歸納新山地區新型住宅區族群關係的意涵。本研究發現，各族混居的花園即使提供了族群互動的平台，但各族之間還是大致維持了殖民時期以來，「族群內」優於「族群間」的關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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