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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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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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以網格模式探討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右岸之都市發展進程(2013) 曾露儀不同以往都市發展相關研究採用「土地利用」、「人口數/人口密度」作為都市發展程度進程的量測方式，本研究改以「第三級產業」的規模作為一可量測都市發展進程的指標，藉由工商普查資料中第三級產業場所單位面的「場所單位」、「全年薪資支出」、「就業員工人數」、「樓地板面積」、「全年生產總額」等五個變項，以主成分分析方法濃縮，並命名為「都市發展程度指標」。 本研究以網格100公尺為空間單元，將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右岸各村里的都市發展程度指標網格化，進而輔以空間統計方法Getis-Ord Gi*觀察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右岸的都市發展空間變化，歸納四個年度的都市發展熱點空間，發現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右岸的都市發展是由西邊逐漸減弱而東邊日益增強，印證臺北市區自1999年起至2006年，都市發展進程主要為由西向東擴展。 接著本研究針對2001年的都市發展進程指標，以可及性要素（捷運站出口距離、主要道路距離、道路面積密度、公車班次）及生活機能要素（宅內人口數）作為因子，藉由全域線性迴歸及地理加權迴歸方法進行因素分析。最後比較兩種迴歸方法的結果，發現相較於使用全域線性迴歸方法，使用地理加權迴歸能使模式的解釋力R2由0.51提升至0.73，提高將近22%個解釋力。兩種模式的準確度也可藉由AICc指標來檢驗，地理加權迴歸AICc指數為27846.20，比多元線性迴歸AICc指數34547.81來得低，代表地理加權迴歸模式相較於多元線性迴歸可以得到較為準確的推估結果，且也能夠具體展現模式中，自變項因子係數解釋力的空間差異性，進而提供更多訊息以了解都市發展進程空間展演的可能原因。 最後，本研究藉由地理加權迴歸係數解釋力的空間差異性及殘差空間分布圖，發現臺北盆地的都市發展進程，有相當程度是受到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歷史發展脈絡的影響，例如商業區及住商混合區的都市發展程度相對來講較高；而臺北車站及忠孝東路一帶呈現高度發展原因，深受當初設立定位影響。Item 台北都會區都市人口變遷之研究(2010) 蔡金惠; TSAI CHIN HUI台北市為台灣政治、經濟、人口的核心都市，然透過各項交通建設的興建，強化台北市與鄰近市鎮的互動，因此單以台北市來看其人口變遷狀況略嫌不足，故本文以台北都會區為研究範圍，且以「里」為單位進行資料分析單元，較以往以鄉鎮市區為研究單位更能了解探討自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後，其人口空間變遷狀況。 首先建立1966-2008年台北都會區內各村里人口屬性資料庫，再者，數化其早年具村里界的行政區圖以建立村里空間資料庫，最後藉由地理資訊系統的整合以進行鄉鎮市區人口成長率、村里人口規模及村里人口密度等空間分析與繪製人口密度迴歸圖、人口密度等值線圖等空間統計分析，了解歷年來台北都會區人口空間變遷狀況。 故所得研究結果為:1、台北都會區居民居住型態由「首要型」轉為「中地階層式」發展，驗證Friedman『核心-邊陲』模式所言，大都會區都市-工業擴張，使都市成長並影響周圍地區。2、人口密度的空間分布，符合「離市中心愈遠，人口密度愈低」的理論，但卻不似歐美那樣出現郊區人口密度高於市中心、市中心空洞化的現象。3、台北都會區人口空間變遷為，1989年前，以淡水河起點之板橋市江子翠附近為主，特別是右岸的台北市等人口聚集區，而後都會發展逐漸向其中、上游擴展；1990年時，以河岸附近呈圓形都市發展型態；1998年後，人口以淡水河為軸心往東北方、北北西側、西南方發展，呈現三角形的擴展型態。4、其都市人口空間擴展特色為呈帶狀、走廊帶空間分布，缺乏可辨識的邊界，屬多核心且以交通運輸為主的都市。Item 戰後三重市都市發展下的非正式部門(2009) 林其民由於戰後大量城鄉移民的移入，使得三重市曾為台北縣人口最多的縣轄市，市區內大量的攤販、著名的豆干厝私娼寮，以及深植人心的治安負面印象，構成了三重市的區域特色；若再將攤販業、情色業以及地方幫派加以分析，可歸納出一項共通特性－非正式部門；三重市的都市發展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並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建構出如此外顯的非正式部門，亦成為本研究的初衷。因此，本研究嘗試以非正式部門的概念，來分析三重市戰後至今攤販業、情色業與地方幫派的發展與三重市都市發展的關聯。 奠基於日治末期的工業基礎使得三重市戰後成為工廠遷廠或設廠的首選，工業化帶動都市化的情況下，使得戰後至民國60年間，大量的農村移民移入三重市尋求工作機會，造成戰後三重市人口的大量增長。戰後至民國73年間，大量移民移入三重市，在尋求正式部門工作碰壁的情況下，僅能暫時棲身於非正式部門，包含攤販業、情色業以及地方幫派；由於非正式部門具有「不被政府保護」的性質，使得非正式發展過程中，地方幫派即進入並扮演「保護」的角色：與攤販業的關係建構在保護費∕清潔費的強制索取，與情色業的關係從最初保護費的收取以及實質的保護，到了民國60年後轉為保護及競爭的矛盾關係。藉由保護費的索取以及非正式部門的經營，幫派利潤及實力增強，幫派間的爭鬥使得三重市的治安負面印象深植人心。 民國73年的全國性掃黑「一清專案」為三重市幫派發展的關鍵事件：幫派勢力受到衝擊，整體利潤解體為個人利潤，並有進入正式部門獲取利潤的趨勢；隨著幫派的經營面臨轉型，幫派與情色業及攤販業的關係亦重新建構。掃黑後，幫派勢力退出露天攤販群，取而代之的則是三重市攤販協會勢力的進入，並重新建立清潔與保護的關係；情色業成為掃黑後少數地方幫派仍具有影響力的地區，關係依舊建構在保護費索取之上，不過隨著警察取締及都市計劃的實踐，使得情色業面臨轉型，與情色業相關的地方幫派亦同。 總結，藉由分析三重市的歷史發展，及其社會結構，展現在研究者眼前的，即是這一套特殊的社會互動，並在不同時空及政策底下，有著不同的回應。Item 誠品文化創意產業空間的創造:都市之競爭性共構(2015) 張婷雅; Chang, Ting-Ya近年文創產業的推動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新策略,政府試圖透過政策誘因 大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藉此解決資本危機與創造資本的持續流動,台灣文化 創意產業之新的經濟地理逐漸形成,值得深入考察與探討。本文討論台灣文化 創意產業空間的形塑過程,透過華人市場中相當具代表性的文創品牌—誠品企 業,以新經濟地理學中的個案研究做為研究策略,探查誠品的品牌化過程、在 地化與全球化的尺度糾結,以及企業到都市發展之競爭性的共構,以理解台灣 文化創意產業及其所牽繫的城市發展。透過二手資料的收集與分析、誠品相關 業者與知情的關係人訪談,本研究現發現,第一,誠品品牌化的經驗是與地方、 尺度及空間相互關聯的地理糾結的過程。在誠品發展歷程中,運用準確的社會 閱讀能力,填補台灣中產階級崛起中對消費需求縫隙,接合台灣社會經濟成長 的時空共構。其次,誠品透過彈性化的經營方式,皆有效的為自身創造出品牌 能力與知名度。透過全球與地方化的過程,透過商場經營、設點位置、活動舉 辨等,成功地挪用歷史地理的文化片斷,形成其自身優勢,成為文化創意結晶 「租的藝術」。最後,在成功地挪用在地化運動之後,跨界接合臺灣本土文化所 引領的「中華文化」,進一步地形成都市成長的競爭性共構,「誠品化」成為台 灣都市發展的商品空間模式。Item 清水平原中小型都市發展與機能轉變(2015) 蔡宛玲; Tsai, Wan-Ling本研究主要探討清水平原地區的中小型都市發展與機能特色。由清代到民國104年，街肆、市街到都市市區發展的歷程及機能的轉變。研究中透過文獻資料、疊圖分析，初步了解不同時期的市街發展與空間變遷；並且統計商工名錄、電話號碼簿資料，歸納機能特色與分析機能的轉變。研究結果發現： 第一、清代聚落的形成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隨著漢人開墾與港口的發展，街肆興起；加以交通戰略地位重要，設置軍事部門，日常生活物品交易頻繁，商業盛行，中地機能顯著，帶動街肆擴張、人口成長。 第二、日治時期市街持續擴張，初期、中期市街仍以中地機能為主；後期工廠組織、新式工業發展，商業、製造業機能兼具，都市出現，商業活動更為熱絡。 第三、日治後期、戰後工業發展，市區快速擴張，機能轉變。民國60年以前清水、沙鹿、梧棲主要機能特色為食品餐飲，清水、沙鹿市區提供較高等級服務；民國60~80年間臺中港設置及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實施，梧棲轉為行車運輸機能，提供服務等級略有成長，但仍以清水、沙鹿市區提供較高等級服務。民國80年以後清水、沙鹿仍為食品餐飲機能，梧棲為行車運輸機能，大肚、龍井的金屬、化學工業等製造業機能發展，提供服務等級已有成長。 綜合而言，在清水平原都市發展的過程中，執政者的行政策略與交通革新具有相當關鍵的影響；在全球化影響之下，加上兩岸的交流，產業及工廠外移，作為仍以提供日常生活物品、維生活動為主的中小型都市，成長緩慢。Item 臺中市的都市發展(1887-2003)(2005) 葉韻翠本文企圖利用歷史地理的研究途徑，並經由1887-2003這一百一十餘年的時間軸帶的探討，將臺中市的都市發展歷程劃分為清末臺灣城的空間形塑、日治時代臺中市的形成、戰後臺中都市的變遷等三個階段，以呈顯臺中都市生成的過程中所反映出的特色及其意涵。文中係以市街或建成地、交通建設、內部機能，作為檢視都市發展的三個面向。本文所持的觀點為，臺中市為一個人造都市，在其生成過程中，係由國家政策賦予其行政角色，並透過都市計畫與交通建設來促其成長與發展；而各時期規劃完成的交通建設，則帶有不同空間間空間連結與整合的使命。 而根據市街或建成地、交通建設、內部機能這三個面向並透過三個不同發展階段的研究探討結果顯示出，臺中市的發展：一、就行政角色而言，係由清代傳統農村聚落發展為清末以後的中部區域中心；二、就市街或建成地而言，係由清末的臺灣城發展為日治以後面狀市街的臺中都市；三、就交通建設而言，係由清末以後的輻射狀交通網絡發展為戰後的蛛網狀交通系統與南北縱走的交通帶；四、就內部機能而言，本地則歷經了產業轉型機能變遷，由清代的一級產業轉變為日治以後的三級產業為主。 就整體來看，臺中市的發展過程中展現出國家策略的投入、都市的新生與延續、交通建設影響都市發展等特色。而對每一個接續的發展階段來說，臺中都市樣貌的形成，雖有新生，但亦有所延續。在都市發展的市街或建成地、交通線路、機能空間分布都有其承續性，而非全盤抹滅前一階段的發展狀態，且在都市內部的發展上，係由國家政策與地方發展之間，亦即在都市計畫、交通建設與機能變遷、市街擴張之間反覆地交錯影響，才形塑出今日所見的臺中都市樣貌。Item 二戰時期臺北市之疎開空地帶對戰後城市街道發展的影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11-03-01) 洪致文臺北的城市發展歷史中，在二次大戰時期為了避免美軍的轟炸造成廣泛延燒，而有了開闢 「疎開空地帶」的作為。這些在1944–1945年間才緊急開闢的城市內疎開空地帶，主要是為了區隔開大範圍的日式木造建築，避免一旦遭受轟炸後會整片延燒造成重大傷亡而拆屋劃設。這些非在承平時期都市規劃中出現的疎開空地帶，在臺北的街道紋理中烙印下防空防火的戰爭印記，但卻未曾在先前的研究當中被深入探討。本文利用二戰時期美軍的航照判讀，標定了臺北市內數條的疎開空地帶。其劃設的位置與相關都市發展之關連，可分為：一、以既有道路拓寬開闢、二、以計劃道路為基線所開設、三、未在承平時期都市計畫中出現，但考量到日式木造住宅密度過大而強迫緊急劃設。這些疎開空地帶在戰後初期多因市府未立即闢建為道路，乃被民眾侵佔搭蓋違章建築，而又在戰後歷經了違章的時代。有名的龍泉街小吃、圓環附近攤商，均是疎開空地帶在戰後初期所形成的特殊臺北城市風情。而像是南北縱貫的金山南路，或者留有狹長師大公園的師大路，亦都是疎開空地帶所遺留下的城市遺跡。如今，這些疎開空地帶多已闢建為寬廣之道路，當年作為防火對象的日式木造建築也泰半拆除改建，但若深究其形成的歷史緣由，卻可視為戰火下防空概念中，二次大戰時「不燃都市」理念在臺北所烙印下的痕跡。Item 風在城市街道紋理中的歷史刻痕--二戰時期臺北簡易飛行場的選址與空間演變(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2010-08-01) 洪致文Item 高雄市人口流動型態對都市發展趨勢影響之研究(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2008-03-01) 吳連賞; 蘇淑娟; 陳振杰; 黃瓊慧Item 臺灣近年來的人口成長和都市發展(地理學系, 1988-03-??) 陳富美By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had reached 2.5 million. From 1905 to 1943, it grew from 3.6 million to 6.6 million. The rapi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aiwan has begun in the 1960s and continued through the present time. In 1986,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was three times that of 1946, and had a population density of 540 persons per square kilometer. In the 1930's, there were only two cities with the population over 100,000; namely, Taipei and Tainan. But in 1960 there were nine cities. By 1985 the number of the cities with the population over 100,000 became twenty-five, the population of those cities was then 51 per cent of that of the Taiwan area. This increase was due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