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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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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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2011) 陳煒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為了要建立起仿西方的近代化民族國家，因此古老且一脈相承的日本皇室，被用來作為「日本屬性」的象徵，為了使日本民眾能產生共同的國族觀念，皇室巡視儀式被廣泛使用。作為鞏固政權及保障皇室繼位之需，身為皇室血親的皇族，在此時被大量的分封，並在法律上給予保障與特權，以便成為天皇的屏障並代替天皇參與各項活動與工作，至領土內視察，也是皇族的其中一項任務。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即曾有包括裕仁皇太子在內的27位日本皇族，進行共34次的視察。 本論文重點有三，首先從日本皇族蒞臺主因、時空環境下的主客觀因素，以及總督府與地方政府的行程安排與考量，來探究視察時殖民地的統籌執行單位「奉迎委員會」以及相關行程設計之因。對於皇族行程的安排考量，筆者則透過史料的分析統合，在本論文中提出「三大前提」、「五大要素」的論點，也藉由整體分析，拼湊出皇族在臺活動的輪廓。 再者，皇族與被動員人民的接觸，則是本論文另一個書寫重點。文中將迎接皇族的「奉迎者」依據其身份與種族分為學生、漢族系臺灣人、原住民、日本人等四類加以探討。人民依據其身份，在迎接皇族的參與度上有著差異，而人民與皇族的接觸方式，也因其身份的不同而不同。 最後，則從視察結束後皇族對臺灣人事物的感想、人民對於日本皇族的觀感、視察活動時總督府所掩蓋的社會真相，以及後續影響等四者加以探討。在安排的行程中，皇族成員體驗了臺灣的風土民情，對於人事物也多有著正面評價，但刻意安排的景象，也曾被他們識破看穿，而人民則對這樣耗費巨資的活動有褒有貶。但最重要的是，在這營造的、光鮮亮麗的活動背後，則有著各種被隱藏的問題存在。 日本皇族在當局種種的儀式與安排下，得以在視察臺灣之時展現他們身為帝國統治階級的權威，並目睹總督府的建設成果。臺灣人民在迎接的過程中，也被安排進入上下支配體系，呈現出一齣規範嚴謹的「奉迎大戲」。這種視覺表象營造為的即是有效統治國家、培養人民服從的政治目的，透過這樣的戲碼，統治者強化並達成治理的行銷與宣傳，日本皇族的臺灣殖民地視察，即是其具體化成果。在臺灣史進程中，不只是日治時期如此，各個政權也以各種形式，來演出屬於自己時代的「奉迎大戲」。皇族視察臺灣的有形與無形資產則影響到了今日，成為臺灣歷史中不可抹去的一部份。Item 日本時代臺灣的土地徵收(2014) 張乃文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找出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如何基於殖民統治的考量，拿捏出其土地徵收的政策方針。清代臺灣傳統上地方頭人大多樂於捐錢、捐土地領導地方公共建設的進行。改朝換代之後，總督府很快便發現，清代臺灣的土地徵收舊慣大致可歸納為土地捐獻、土地收購、官民地交換等三種方式，並且在鐵路、道路、市區改正等建設上皆以諭示人民捐獻土地為主要徵收方針。然而，依據清代「舊慣」近似民事行為的土地徵收，終究在遂行公益事業上並沒有絕對的強制性，因此總督府在1901年時制定出「臺灣土地收用規則」，是為臺灣第一套近代的土地徵收法。「臺灣土地收用規則」在發布之時就因為後藤新平擔心會影響到以往土地捐獻的方針，增加建設成本，便壓抑此法使之無法正常施行，導致日本時代實際適用此規則的土地徵收案件數量非常少。臺灣總督府絕大部分的土地仍然都是以捐獻或是收購的方式徵收。然而，過於推進此依照「舊慣」的徵收方針，其實已難以與強制取得土地有所分別。 進入1920年代後，臺灣人開始會注意到，以「公益」之名要人民捐獻土地，其實有時是為了「私益」，進而開始會採取各種抵抗，要求即便是公共建設，也不能以無償捐獻而應該要有合理的補償。臺灣人對於土地權利意識的覺醒，使總督府以往希望人民無償捐獻的方針受到動搖。到了1930年代初，製糖會社為了將自己以往強取土地建造專用線鐵路的行為「合法化」，竟與總督府磋商修改律令，將「甘蔗搬運專用鐵道」一項納入適用土地徵收法。此時臺灣人真正意識到了土地徵收法的重要，以劉明電為主開始了阻止「土地收用規則」修正的運動。雖然在1934年時此案被日本內閣法制局駁回，但總督府在1936年最終以修改「府令」的方式，將原本應該在法律層級定義的公益原則，以總督府能夠掌握的方式修改，最終還是將「甘蔗搬運專用鐵道」直接納入了公益原則的定義之中。簡言之，日本時代的土地徵收以「舊慣」為主，土地徵收法為輔的方針，具有以不合理的低成本達成最高效率的殖民統治之特性。Item 「天皇米」之說的生成與再現(2016) 邱創裕; Chiu, Chuang-Yu臺灣各地所生產的稻米中，有部分宣稱曾於日治時期「獻給天皇品嘗」，或為當時的「天皇御用米」，並以此做商品宣傳。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即在釐清帶有此類說法的「天皇米」之歷史真相，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如何執行「新穀獻納」，以及這樣的歷史於今日「再現」的過程。 臺灣的新穀獻納源自日本的「新嘗祭」，在皇宮，新嘗祭由天皇主持，象徵其握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權力。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國家神道，新嘗祭成為具有國民統合作用的祝祭日之一，也展開全國性的「新穀獻納」，將各地收穫的穀物獻給皇宮。臺灣在進入日治時期後即舉行新嘗祭，然而獻給皇宮的「獻穀」種植，卻要到歷經米作改良的1922年，在內地延長主義及獎勵農作的目的下才正式推動。1930年代末期，隨著戰爭局勢緊繃，殖民政府對臺灣糧食控管及社會教化工作也愈發激烈，除了獻穀，栽種奉獻給神社的「神饌」以及實施「新穀感謝祭」，無非是要擴大敬神崇祖的精神教化，並鼓勵稻米生產，最後，甚至安排臺灣人到日本奉獻穀物，使新穀獻納達到高峰。 官方推動的新穀獻納事務，隨著日本結束殖民統治畫下句點，這段歷史沉潛多年，直到1980年代末期，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動和本土化熱潮後才有機會再現，「天皇」成為有效用的「品牌」。在本論文討論的案例中，可以發現今日再現的「天皇米」，已非全然是歷史上的「獻穀」或「神饌」，而是運用在品牌建立行銷、社區營造、或是作為抵抗土地徵收的論述所建構的產物，即便如此，「歷史」卻也能證明「天皇米」的正統，強化其產品內涵，成為型塑文化產業的關鍵。除了稻米，類似的「天皇之說」也出現在其他產業，而不同政權的統治下，也產生不同的「領袖品牌」，在商業市場發揮效益。 從日治時期具有殖民教化意義的獻穀、神饌，到今天的「天皇米」品牌，本論文不僅是歷史學實用於今日社會的例證，也進一步引發我們在後殖民情境中，如何面對過去殖民統治的思考，同時，這樣的過程也凸顯了臺灣歷史研究和知識普及的重要性。Item 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研究(2011) 謝仕淵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係在殖民帝國範圍內，建立日本與台灣間的中央與邊陲關係，同時在島內建立滲透至基層社會的體育行政體制推廣棒球。在此基礎上，棒球運動透過競爭與合作的形式，使殖民地三民族彼此互動構成同調集團，不同的棒球隊透過比賽的競爭與協調，最後將台灣視為整體，進而團結一致朝向日本甲子園大會的目標前進，表現殖民地臺灣的進步文明以及對母國的忠誠態度，由此也展現了1920年代同化政策脈絡下，棒球作為「帝國的體育運動」的意涵。 棒球具有追求身體健康、鼓勵競爭與講求節制、倡導團結合作與犧牲奉獻等目的，具體了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而在政治社會運動脈絡下，棒球是台灣人證明自我不落於日本人，甚至爭強於世界的手段，也是面對殖民者對於體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的批判基礎。 從事棒球的社群，對於棒球的價值認定也不盡相同，有些在刺激享樂與成就焦慮間彼此掙扎，也有不以輸贏僅為社交娛樂的目的，在此過程中，棒球運動的物質現象與消費文化，對於棒球社群的自我認同與社群分類的形成，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做為球迷則在享受激情、自我期許為棒球明星之間，呈現出大眾文化面貌。 然而，棒球運動的權威與仲裁者，如裁判與教練多為日本人，以及運動資源分配落差，甚至門票與球具的購買能力，大致具有日台差異現象，台灣人從事棒球雖被鼓勵全力求勝，然而面對殖民者時，卻又自覺不如。因此，棒球所體現的現代性價值，也不能脫離殖民地的背景脈絡，以及存在於其中的殖民關係。Item 跨越日本與國民黨統治年代的臺灣人之日本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7-09-01) 蔡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