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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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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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三種西方《道德經》學術詮釋中「道」的「厚實翻譯」──文本、副文本、脈絡(2020) 陳致宏; Chen, Chih-hong Rudy《道德經》（Tao Te Ching）是翻譯數量僅次於《聖經》的文本。然而，《道德經》的眾多重製（reproductions）、改編（adaptations）和「偽譯」（'pseudo-translations'）作品，也已納入西方流行的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或「新時代」（'New Age'）文學，其中不少由中文能力有限或全無的「偽譯者」製作。若干權威漢學家（如 Girardot、Goldin、Kirkland、Mair、Moeller）已提出此現象中的翻譯真實性問題，尤其考慮《道德經》複雜的形成歷史、作者身份、文本傳統、詮釋史與翻譯史，以及譯本類型。 相對於「偽譯」，謹慎的學術型譯者們荷擔著盡其所能地透過詮釋，以復原《道德經》本義的責任：對某些看似簡單的概念提出最真實的詮釋，是極具挑戰性的，例如此經典中原始的（primal）、具文化特異性的（culture-specific）宗教哲學概念──「道」。本研究選擇了三種西方《道德經》譯本中「道」的學術詮釋，並在「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下，觀察其原始意義在各自特定學術領域中的復原。文化理論家阿派爾（Kwame Anthony Appiah）的「厚實翻譯」強調將文本（text）置於其豐富的文化和語言脈絡（context）當中，並稱之為一種附有註釋和注解的「學術翻譯」（'academic translation'），而這些註釋和注解可視為文學理論家簡奈特（Gérard Genette）所稱之為副文本（paratexts）的內容。翻譯理論家赫曼斯（Theo Hermans）的「厚實翻譯」進而強調對原始文本的意義和脈絡的跨文化深度探索，他認為這種深度無法單獨在譯文中傳達，需要額外的文本機制，如附註（notes）和其他評論性注釋（critical apparatuses），而這些在本研究中也視為副文本。此外，翻譯理論家張佩瑤（Martha P.-Y. Cheung）進而認為，「厚實翻譯」是一種文化再現形式（cultural representation），它是通過「意義層次」（'layers of meaning'）展現具中國文化特異性概念的異己性（Otherness）。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1）文字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1990年）、（2）歷史詮釋學家邁可．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1992年），以及（3）比較哲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和大衛．霍爾（David L. Hall，2003年）所譯之《道德經》第一章經文起始句，通過三個意義層次觀察，即「詮釋層次」（interpretive strata）：（1）文本（text）：包括譯者在原文不同版本中的首選原文文本、用於支持其詮釋的其他古代或現代文本，以及這兩者如何幫助形成各自的譯文文本；（2）副文本（paratext）：譯者使用於譯文之外的文本篇章，即以前言、序言、後記、附錄、詞彙表等形式傳達對「道」更加全面的詮釋性文本；（3）脈絡（context）：以大量副文本形式傳達的、特定學術領域的詮釋脈絡（interpretive contexts）和手法，是由以上三種譯本的學者型譯者們，根據自身研究為基礎的翻譯中表現出來的，展現其來自不同學科在《道德經》研究中的卓越和高學術標準。結果發現，《道德經》的文本意義被各種因素所影響，例如原文版本的選擇和副文本中傳遞之各種不同的詮釋脈絡──即文本在詮釋過程中並非無改變，而是帶有譯者意圖，因而譯文結果亦受影響。由此進而發現，三種譯本在三個詮釋層次中對「道」的理解均有異處：原文文本其不同意義之產生，決定於其起源於不同的語言、歷史、社會、文化或哲學脈絡，透過附加到其相應之不同譯文的、帶有譯者意圖的副文本進行傳達──換句話說，副文本即為一種文本和脈絡之間的交互作用物（interactant）。整體來說，本研究認為《道德經》中「道」的「厚實翻譯」，可理解為其詮釋性表徵，其呈現不同之脈絡化的意義，在不同詮釋層次之間，以及透過不同譯者之間對話的二維相互作用中產生，從而塑造其產生之各種相異的本體論（ontology），並顯示出「道」的翻譯之必然性（necessity）、層次性（layerity）、多重性（plurality）和共同創造性（co-creativity）。然而，雖然詮釋各有不同，在這三種譯本中也發現了一個意義的匯合點，即本研究中認為是「道」的非教條性（non-doctrinality）。從此發現所延伸出來的觀點是，由於「道」的意義是共同創造的，故無普世的制高點來談論「正確的」或「最好的」翻譯，並合理化了對「道」的多元共同創造的詮釋，以譯者和文化之間對不同世界觀的建設性對話為其形式。上述發現提供了以下啟示，來重新思考翻譯研究中的若干概念：（1）「道」的一對一、字對字的「對等」（'equivalences'）；（2）有關「神話」與「真實」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問題；（3）從《道德經》遠古的口傳文化（oral culture）演變成至今未曾間斷傳遞其脈絡化的注釋、解經和翻譯，來重思《道德經》的「文本」（'text'）性質；（4）翻譯研究應進一步向跨文化人文學科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開放；以及（5）從《道德經》的透明並易於閱讀的「虛薄翻譯」（'thin translations'）中看到的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不兼容性（incompatibilities）。正是《道德經》翻譯的「厚實」（'thickness'）促進了對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反思理解，這在當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和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中具有重要價值。Item 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2003) 吳智偉摘要 本論文主要處理二次大戰後，台灣社會內本省籍人士－包括作家和實際參與二次大戰（以及國共內戰）的參戰人員，他們在戰後透過文學作品（小說）和口述歷史（訪談錄、回憶錄等）的方式傳達戰爭經驗時，其中所蘊含的對戰爭詮釋意義轉變以及包含文學、歷史文本與外在社會互動所產生內在、結構上變化的關係。因此，本論文處理的人、事、物可以簡明分為－人：戰後台灣三代的本省籍作家、台灣人原日本兵和外省人第一代與第二代；事：二次大戰的東南亞、華南戰場部分和國共內戰；物：戰後台灣本省籍作家的小說、自傳、傳記和台籍日本兵的口述歷史。在分析的主軸上，則分別以文學文本的小說和歷史文本的訪談錄、回憶錄等為對象，探討兩種文本在呈現戰爭經驗的書寫內容裡，有何不同的敘述方式與描述重點，並且試圖分析這些不同之處所代表的意義。 在以小說為主的文學文本方面所傳達出來的戰爭經驗，在現階段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普遍沒有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不過，沒有受到重視並不代表戰後台灣文學作品中的戰爭經驗不夠豐富。其實以目前文學界普遍接受的戰後台灣三代作家（以本省籍為主）分類方式來檢視，就會發現從戰後第一代至第三代作家小說中所描繪出來的戰爭經驗除了不少於一般認知外，也會發現戰後三代本省籍作家在描述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時，小說文本中戰爭書寫的特質有從第一代的偏重「經驗」逐漸走向二、三代的偏重「認同」，也就是說對於第一代台灣本省籍作家而言，他們在戰後書寫的戰爭經驗小說，其實是包含在以追憶日治時代生活為主題下的創作，所以親身經歷的戰爭只是時代背景的一部份，在小說書寫上也偏重經驗性的描寫。對於第二、三代作家而言，他們並不像第一代一樣完全親身經歷過二次大戰，加上戰後所受教育中歷史論述的影響，戰爭對他們來說是藉以追溯完全陌生的父執輩過往歷史的一種方式，所以在第二、三代書寫的戰爭記憶小說中，戰爭成了小說中真正的主題，而他們在透過重述父執輩戰爭經驗以從事創作的過程裡，父執輩口中的戰爭經驗成了他們筆下的戰爭記憶，也成了「歷史」。因此，成為歷史的戰爭，在第二、三代的小說也就成了可以詮釋的主體，而非用來襯托回憶的客體。 在以訪談錄、回憶錄為主的歷史文本方面所傳達出來的戰爭經驗，本論文指出現階段的台籍日本兵口述歷史紀錄，其實並未發揮到完整記錄「戰爭經驗」的目的，這是因為受限於第一個因素是訪談人在未有足夠瞭解二次大戰的背景知識下，導致在採訪實際參戰者時，往往容易忽略了戰爭除了破壞、傷亡外的其他經驗層面，如戰時文化等；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台灣人原日本兵對日本索債求償運動的影響，也容易使得訪談錄、回憶錄在敘述戰爭經驗的過程中，偏重於某一種單一角度的回憶，遺忘了戰爭時期日常生活其他層面的事情。 本論文結論指出：將文學作品與口述歷史放在同等地位比較，是因為這兩種書寫可以當成不同記錄戰爭經驗∕記憶的來源，相互補充，相互提示，而不是印證。而藉由這互相補充、提示的過程，加上透過對外省人認同研究的討論，得知戰爭經驗∕記憶在目前台灣社會已經被兩個主要族群－以閩南人為主的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分別予以「認同化」，就是認為戰爭記憶形成族群認同的基礎，因此屬於什麼族群的人就被認為應該要有那一種戰爭記憶，所以戰爭記憶已經被吸納、建構成解嚴後台灣各別族群認同的一環。因此，反映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上，就會出現如被歸類為戰後第二代作家－陳映真的小說從〈歸鄉〉到〈忠孝公園〉中所呈現的不同族群的人物，他們在回憶戰爭經驗時無法溝通的書寫情境出現。Item 閱讀台北都會空間文本--以101大樓和龍山寺為例(2008) 林宏儒研究始於城市景觀的差異觀察。 區有新穎開發和老舊重建的區塊，如此落差性的存在，激發了走踏、凝視、碰觸等渴望記錄的想法，尤其看到對於台北新舊區空間分裂的說法，思索為之一振，究竟看法的提出是誇張了現實，抑或命中城市發展的要害？在分裂說的認知下，研究所確立的觀點是差異的必然，透過這些差異的顯現，在商討分裂說程度，甚至是為何提出的看法，是否切割或剝開了什麼樣的都市區塊問題。 於是研究從認知城市的進程開始，著墨城市是由不同切面構成的看法，從兩組雙元性的概念出發，關照全球與地方的尺度（城市裡的相對性）、現代和後現代的狀況；以步行為策略，身體作為漫遊具體實踐的感知主體，接著嘗試從發問的城市的四個面向——歷史、社會、行動、論述作為四條書寫空間的線索，也是題目所欲閱讀空間的四個脈絡，試圖描繪出這些差異性。 索，歷史告訴我們發展最新穎之地跟老市區永遠存在著時間的推移。在生活的一天週期裡，兩地作息的差異，愈夜，觀察點的老市區呈現的人群流動較新市區豐富，對漫遊者而言熱鬧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行動線索，蓬勃而凸顯的消費空間，在新區彼此間是競爭區隔也是聚集共榮，在傳統的商街有新裝、有遷移，或隨時間出現消失的攤車，各自有新舊區域間的行銷差異亦有區域內的策略差異。在社會線索研究，兩地的人口組成類似，但舉目所見卻是分別屬於長青族和遊民的生活空間以及年輕人的娛樂空間，而這樣的空間組成也持續影響當地的空間結構，其他的人群只能以觀光客的形式偶爾進入。在論述線索，敘說台北的文字大多被城市文化管控，多的是懷舊或觀光的行銷。 從不同的線索探查城市幾個面向的意義，依循著新舊間對照的意義，繼之拼湊兩個差異的空間。在這樣的差異空間，出現不同的作息、活動、景觀、人群，也有類似的觀光客的拜訪。當把所見所聞都攤開來呈現，試圖連結彼此的關係，一座寺廟跟一棟新大樓，在台北城的意義可以回歸城市發展的一環。不論是歷史的、社會的、行動表現的、論述的都有其典範來源，但是在一個城市整體下，這些面向企圖整合成一個對待城市空間的方式，變成一個可供討論，繼之堆疊覆蓋的文字空間。而台北的新跟舊都在持續推進中，文本也會不斷的擴張並再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