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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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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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有常刑──以清朝懲治「邪教」的司法案件為中心
    (2017) 曾雨萍
    本文研究重點擬以清朝懲治「邪教」的司法案件為中心,除緒論和結論外,本文共分為四大章。第二章〈政策與法律:邪教與相關律例的修訂〉指出清朝運用法律來維護儒家倫理是一種手段,藉由《都察院‧黜邪》例、《刑律‧賊盜‧造妖書妖言》及《禮律‧祭祀‧禁止師巫邪術》的纂修,以教化、打擊、隔離同時並進的模式,試圖正本清源,建立一個可以使帝國長治久安的防護網。在法律的防護網中,官方的標準是唯一衡量的尺,而律例是上面的刻度,合法與否決定其正統與異端、正祀與淫祠之分。 第三章〈旗人與教案:從邪教案論大清律例「罰必當罪」的理念〉與第四章〈漢人與教案:從邪教案論大清律例「罰必當罪」的理念〉主要是做一個對比,比較旗人與漢人同犯教案時,清朝官方在立法及用刑上,是否按照行為的嚴重程度、社會危害性大小予以相應的懲罰。研究發現宗室、旗人、官員犯罪往往加重其刑,以示懲戒,屯居旗人及旗下家奴則比照民人一體辦理,並未享有特權。而犯案婦女無分老幼多不准收贖,犯案男子就算母老丁單或年逾六十,因是習教人犯,亦不准其留養收贖。就此而言,判決已較其他案件為重。而司法上影響特殊案件判刑輕重的關鍵,往往是皇帝的態度;至於一般案件中,判刑輕重與否,則取決於官員的態度。 第五章〈邊疆是邪教徒的死域或重生地?〉在探討教案頻發的情況下,清朝政府採取隔離政策,將教犯發遣至邊疆,以免遺毒於內地。但發遣地並非一成不變,基於政策的考量、民族的不同、發遣地的秩序,以及能容留的遣犯人數,會對遣發地方加以調整。即使被發遣邊疆,官方仍難以完全禁絕教犯與外界往來,教犯在配所往往還是能繼續傳教,建立並維持邊疆與內地之間的聯繫,清朝將教犯發遣邊疆並未收到預期效果。 清朝只將所謂的「正統」民間宗教納入管理,對於民間廣為流行的宗教,反而視為邪教進行取締,迫使其不得不轉入地下秘密傳教。其實民間秘密宗教的教義、儀式和組織常與世俗的社會生活和制度混合為一,而清朝官方對民間秘密宗教條例的修訂,始終重在取締,企圖萬法歸一,並未主動正面了解民間秘密宗教的本質,設法將其納為己用,或因應社會文化特性做調整。只是一味滅絕「異端」,將教眾逐至邊疆隔離,殊不知如此的行為亦是自絕於百姓,王法與信仰的衝突自然也在所難免,希冀藉由刑法帶來的長治久安,只能是鏡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