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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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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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路歷程:台灣第一代基督徒研究(1865-1895)
    (2009) 王政文; Wang, Cheng-Wen
    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十九世紀台灣第一代基督徒的改宗歷程及其社會處境與身份認同。論文企望分析十九世紀台灣基督徒改宗的社會脈絡,描述信徒改宗基督教前後所面臨的社會壓力,以及疑慮、惶恐、矛盾的心理;其次說明基督徒徘徊在文化、社會與族群之間的自我認同與價值觀衝突,進而瞭解基督徒與親人、周遭的人際關係及社會處境,以說明基督徒在尋求「天路」與「人路」之間的迷惘心態及生活轉變與調適。 研究的對象是以往被忽略而處於無聲及邊緣的第一代基督徒。研究的主旨是要探討第一代信徒的生命歷程,說明個人或群體由不信到信的社會意涵,解釋社會對基督徒的態度及基督徒生命所呈現的意義,瞭解時代環境下信徒的遭遇與自處,由此建立起一個新視野的台灣基督徒生命史。 研究企望重新尋找台灣信徒的論述位置,凸顯第一代基督徒改宗的主體性及社會脈絡,強調除了瞭解傳教士與信徒的互動外,也應重視地方社會勢力與改宗的關係,更應注意信徒成員的社會結構與內部之間的互動。研究中將凸顯基督徒生命的主體意識,重視社會與基督徒的關係及基督徒日常生活的調適與轉變,強調基督徒改宗所面對的價值與人際衝突,呈現基督徒追求信仰與自我認同的意義。 本研究將修正以往以教派或傳教士為主軸的台灣基督教史,改以信徒為主體,擴充台灣基督教史的研究面向,觀察信徒的社會處境,而不是傳教士的社會貢獻,重視信徒的生命抉擇,而不是教會的宣教方式或內部組織。研究方式跳脫傳統教會史論述下,重視傳教士傳教的研究範式,而將焦點放在異文化跨界下的台灣社會脈絡中來思考,目的在重新思考傳教者與被傳教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呈現台灣第一代基督徒改宗的社會意義,解釋由異教徒到基督徒的「天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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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末期臺灣基督徒「傳道報國」認同之研究(1937-1945)
    (2011) 盧啟明; LU, CHI-MING
    日治末期,日本政府推展一系列集結國力的政策,臺灣宗教政策轉趨嚴格統制。是時,「傳道報國」係教會常用語彙,且包含「天國」和「皇國」二層意義。基督徒為實踐信仰,從靜態禮拜儀式轉趨動態服務心志,顯示其信仰內涵、國家意識、民族概念與政教關係均產生結構性變化。用是,本論文旨在究明戰爭時期臺灣基督徒「傳道報國」的認同課題,分析其宗教信仰與國家民族的雙重身分,關注基督徒的歷史、文化、宗教及政治等經驗,探討戰時體制下臺灣基督徒的角色與變動,以深究其跨越教會與社會處境的因應之道。 據本論文研究結果,1930年代中期,教會展開奮興運動,事務拓展迅速,會友信心昂揚。基督徒在慶典中藉歷史、政治及聖經確立榮譽感,並透過佈道家強調悔悟改過,發起自立自主的革新運動。基督徒在奮興運動中深入討論教義,經驗生命改變,秉持積極進取的觀念,認為自身對教會與社會負有責任,務須謀求兩者之進步,奠定傳道報國的心志,堅固「天國子民」的信仰認同。 1937年,「皇民化運動」以振作國民精神、普及國語政策、變革宗教風俗為主軸登場。基督徒認為應忍耐時勢、奉仕教會,漸於報刊和公共場合使用日文,並協助失去宗教依靠的民眾。1940年,日本驅逐外國人,又利用「皇紀二千六百年」慶典遂行精神教化及國家動員。臺灣基督徒肯定國家的強盛、日本基督教的進步,「傳道報國」一時形成重要召命,「皇國臣民」的國民認同達到高峰。 1941年戰爭擴大,總督府大肆推動國家神道。臺人起初順應體制,日人卻以「臺灣基督教奉公團」驅策協力戰爭。繼之,臺人未能加入「日本基督教團」,反遭官方授意的「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掌控教會機構。基督徒面臨生活和信仰的困境,遽被懷疑、監禁。即使順服政教張力,仍未獲平等地位,深受歧視和差別待遇。此一受苦處境喚起民族認同,「傳道報國」轉為關愛鄉土之情懷。 「主日學」為兒童信仰教育課程,日治前期頗有影響力。戰爭時期教會併入教團,基督徒對主日學共識不足,成效不佳,且因日本國內教材輸入,日語教學漸成主流,部分課目教導「忠君愛國」,在聖經、羅馬字與日語教學之間擺盪而招致批評。戰爭末期官方干預、資源匱乏,主日學漸被社會教化項目取代。此一過程提供臺灣基督徒檢討課程適切性的空間,並反思「傳道報國」的意義。 要之,日治末期可謂一段「傳道報國」的時代,戰爭前後基督徒的信仰認同並未改變,始終自勉傳道以報天國,未曾被國家神道動搖。然而,政治認同卻因應時局游移流動,且常有在臺、日、中、外之間猶豫掙扎的經驗。基督徒認為傳道報效國家是其社會責任,與日本政府、日本基督教合作,係出於護衛臺灣利益、關懷鄉土安危的初衷。基督徒在殖民地的苦難中,從信仰進行反省,從國族發現矛盾,使其信仰良心甦醒,找到對斯土斯民的認同,拾起對國家社會的責任。基督徒「傳道報國」的身分認同,誠然是各個時代都必須回顧思考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