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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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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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1950年代前期臺灣《教育通訊》雜誌之分析(2016) 鄭芮璇; Jheng, Ruei-Syuan摘要 1950年代的臺灣教育,為臺灣教育史上面臨日本政權到中國政權的過渡時期,這時期臺灣教育面臨著巨大的轉變。學制的確立、教科書的制定、國家理念的灌輸和師範生的培養等,都是當時臺灣教育急欲解決的問題。 《教育通訊》雜誌為戰後臺灣教育雜誌中重要的刊物之一,同時它官方色彩濃厚,為當時教育部訓育委員會所主導。龐大的作者群與專家學者多元的情況,使得雜誌內容涵蓋了許多當時臺灣的教育資訊。本研究期盼透過教育雜誌的內容中作者群和雜誌內容的分析、師範教育、小學教育探討等還原出當時臺灣教育的現況及變遷的過程。 關鍵詞:戰後、國家認同、教育通訊、師範教育、小學教育Item 「中華兒童叢書」與國家認同形塑(1965-2002)(2008) 黃瓊玟筆者從事歷史教育工作,從授課教材及教學活動中體會到,現今的歷史教育已不同於早期的教學內容,也屢屢成為台灣社會討論的重要議題。對於歷史人物的介紹、特定事件、觀點及國家認同對象的不確定性,或是近年來歷史教科書的大幅更動,皆成為台灣社會爭議焦點。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視且屢有爭議,主要的原因在於歷史教育可以培養一個國家的國民意識基礎,影響國民對社會、國家的價值觀,更觸及國家認同的問題。 針對教科書與國家認同的探討已有不少相關研究。不過,目前兒童文學或童書仍缺乏由國家認同角度切入的研究。兒童文學學者洪文瓊調查台灣的兒童讀物中發現,兒童讀物具備民族文化的展現的功能,因此兒童讀物不僅可以娛樂,也具備文化傳承的功能,是以應同樣具備塑造國家認同的意識。 本研究選定一套官方出版的兒童書—「中華兒童叢書」作為研究的對象。該套童書,自1965年開始出版,原由過去的省教育廳第四科成立編輯小組負責編纂,而後由教育部接手。「中華兒童叢書」不僅是一套官方主導的童書,並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經費,協助印製出版,透過教育行政的管道,分送全國各國民小學,提供兒童閱讀。其發行的時間長達三十八年,歷經多個不同政治領導時期,應有其探討的價值。故本文透過分析「中華兒童叢書」,來了解官方如何利用兒童書達成國家意識的塑造,及其如何建構認同的對象,以求從研究過程中呈現「中華兒童叢書」的題材所顯現的意義。Item 戰後初期臺灣初級中學的歷史教育(1945~1968)-以課程標準與教科書分析為中心(2009) 杜曉惠歷史教育在當代公民教育中,直接擔負公民愛國心之培養與傳遞民族文化的責任。歷史教育不但可以「曉事、知人、論世」,也是一個國家人文教育的基礎。由於歷史教育具有形塑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功能,故在世界各國的教育課程設計中,歷史教育一直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和角色。影響歷史教育的因素甚多,但要真正落實教育政策,發揮歷史教育的功能,須仰賴歷史教科書來完成。歷史教科書對歷史知識的傳達、歷史意識的形成,以及自我認同的建立,具有最直接的影響力。教科書為一種教育工具,決定教學的大部分範疇。由此可知,歷史教科書關係著學生歷史知識的建構與能力的培養,受教者透過教科書,不但會累積共同的歷史記憶,亦逐漸被塑造成具有共同意識與認同的人民。 戰後臺灣的政治、社會環境,隨著政權轉移產生截然不同的變化。接收的中華民國亟欲重新塑造有別於殖民地時期的國家認同、民族意識及國民性格。因此,歷史教育的內涵產生重大轉變。從戰後歷次課程標準與教材大綱的修訂中,可以看出國家統治機器企圖藉由課程標準與教材大綱來指導歷史教育走向。其作法為先確立教科書的框架範疇,進一步利用教科書達成其設定的目標和理想。 本論文的焦點在於探討戰後初期(1945~1968)臺灣初中歷史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教材之演變情況,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教材之間的關連,以及歷史教科書所欲傳達之理念內涵。主要係以1940、1948、1952及1962年等歷次初中歷史課程標準的教學目標、教材大綱,及教科書為探討對象。其中,教科書版本分別為1949、1951年的審定版,以及1953、1963年的統編本。 經由本論文的剖析,發現戰後初期的課程標準和教材大綱確實主導初中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方向和內容。初中歷史教科書的編撰刊行,雖然前後曾出現不同版本,觀其內容,多依據歷次修訂之課程標準和教材大綱。其中,雖曾出現有教材大綱綱目卻無教科書章節,或是教科書有章節但教材大綱無綱目的情況,但都僅是少數,不影響整體教科書與課程標準目標的對應。至於各階段的歷史課程標準,不但具有特定的目標和任務,更反映大時代環境的變遷。 自戰後到1968年止,課程標準前後歷經四次變更,從具有「抗戰建國精神」轉變成到「反共抗俄意識」的目標內涵。為配合時代演變,不僅課程標準所屬的教材大綱進行增刪,教科書內容亦跟隨調整。然不論課程標準和教材大綱如何修訂,四個不同階段的初中歷史教科書內容都是以「政治」議題所佔份量最多,主題也最為明確。至於其他議題如文化、社會經濟等較為軟性的題材,常以教科書編輯者的個人主觀作為選取標準,多為蜻蜓點水般輕輕帶過,未見較為深入的描述;同時相關子題亦不明確,常呈現分析不足的現象。 事實上,初中歷史教科書所有的議題,除經濟觀較少和政治發生關連外,其餘議題不管是外交、制度、民族觀,還是文化、社會觀,多係圍繞政治議題而來。此種現象,與傳統初中歷史教材明顯重視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傳達有關。基本上,初中歷史教材所欲傳達的歷史意識,不管任何一個階段均特別強調「國家正當性的建構」任務。此一歷史意識,支配我國歷史教育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總而言之,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藉由課程標準的修訂、教材大綱的規範,將政府嘗試透過教育方式傳達給國人的訊息,在教科書中明確地彰顯無疑。初中歷史教科書不僅傳授歷史知識而已,更經由因果分析、人物評價,灌輸國人「正確」的史觀和歷史意識,使國人產生對國家、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Item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1937年淞滬會戰為例(2015) 高宜宏; Kao, I-Hung歷史記憶為近年相當熱門的研究議題之一,相關理論經1980年代以後的開展已漸趨完備,並逐漸地受到人文與社會學科的注意,而近現代史學者尤其關注戰爭記憶。 戰爭記憶與國家塑造及認同有相當大的關係,尤其近代民族國家的發展,使國家當權者相形重視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於是透過宣傳與教育手段,使人民對某個時期的歷史有共同的記憶,進而達到目的。1937年爆發的淞滬會戰,即於中華民國政府的營造下,透過報刊與紀錄片等文字及非文字的宣傳,成為中國全面抗戰的象徵。儘管會戰本身以失敗坐收,然而會戰所出現的英雄人物卻並未在戰後消失,而是加諸於教科書、影像與紀念活動當中,使會戰本身的失利被淡化,並對臺灣民眾加以文化、教育灌輸,從中建立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合法繼承者之史觀,並連結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然而,戰爭記憶形塑的過程,因不同時期,面對不同敵人而有所波動。尤其到了1980年代以降,臺灣本土意識高漲,更是對過往以中國認同為軸心的戰爭記憶形成嚴峻挑戰。不過中國認同為主體的戰爭記憶並未因此消逝,而是與日籍臺灣兵等臺灣認同之記憶並存。至今,臺灣認同與中國認同對於戰爭記憶的詮釋,仍是學界內外各勢力的必爭戰場。Item 七○年代台灣留學生小說的國/家認同─以外省籍留美青年為例(2009) 周倩鳳; Chien-Feng, Chou七○年代台灣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上都發生了重大變遷,留學生於海外率先展開了保釣運動,開啟了一連串的「文化中國」與「民族主義」的對話,這些社會運動與時代背景皆反應在當時盛行一時的留學生文學之中。本論文將觀察白先勇、於梨華、聶華苓、叢甦、劉大任、張系國這六位於七○年代的留學生小說,從中來找尋留學生們的認同痕跡,透過對小說的分析,可以看到時代氛圍對作者的影響,以及作者如何將七○年代的時代性格反應在小說中,繼而從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從中探討小說人物中的認同。 從十三本留學生小說來分析,發現這些小說中對文化中國以及故鄉有著無限的懷念,只要有家人所在的「家」即為留學生的認同之地,為文化概念上的認同方式。在個人與國家,身在異國的留學生對於國/家的認同並沒有那麼強烈,「中國人」只是一個心理上的概念,在法律層面與情感上是可以分而論之,但女性卻只能固守在以中華文化為基準的「家」之中,因而女性以精神分裂的方式來尋求另一種方式的認同。當釣魚台事件發生之後,國家與民族的認同產生矛盾,海外的華人體認到「中國」力量的重要性,唯有強大的國家才能捍衛自己的領土,留學生們心中國/家的邊界不一致,使得在保釣運動中無法產生對話,運動也隨即轉向。 留學生們的國/家認同是分開的概念。國為「中國」,可以是中華民國亦可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是文化中國所建立的「中國」,「國」的認同對象無法統合,因此在私領域的「家」中成為他們的新的認同對象,在中華民族文化的想像中,「家」之所在「國」之所在,使認同地可能為今日台灣/過去台灣/想像中國/逝去的中國,然而透過女性解構、重構「家」的認同之時,正代表認同的「中國」與中華文化民族主義已有所轉變。七○年代的國/家認同已出現轉變。Item 反動之聲:以幻想主題分析觀看白色正義社會聯盟之語藝視野(2017) 呂尚儒; Lu, Shang-Ru本研究從語藝批評的觀點為研究取徑來探究「白色正義社會聯盟」做為一個318運動中的反制運動團體,其中論述的說服力何在,本研究以Bormann提出的符號輻合理論為基礎,由其中所發展出來的幻想主題批評方法做為主要實際分析工具,輔以深度訪談以及該團體的Facebook粉絲專頁公開貼文,進行質性研究的分析,探討該語藝社群中反覆出現的國家認同論述。本研究試圖去回答在「白色正義社會聯盟」的社會運動路線,國家認同在這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其中透過什麼方式來進行反制運動的論述構框,國家象徵性的政治符號在這其中如何運作,又如何作用於自我的身分認同的建構,最後這個整體的構框,如何構築為成員間的語藝視野或世界觀,以形成區分我群與他者之間的界線。 經由數個幻想主題的登錄與歸類,並整合出兩個幻想類型與一個語藝視野。研究結果發現,其幻想類型為:一、「素人/中華民族」與「暴民/台獨分子」的對決;二、轉向中國模式的渴望。白色正義社會聯盟的運動論述以二元對立的邏輯論述,以國家認同的對立來劃分出敵我的圖像,並藉此產生說服與召喚作用,其二,其幻想類型同時也表露該社群對於中國模式嚮往。最後,本研究歸納出白色正義社會聯盟的語藝視野:從台灣到世界的華人:「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白色正義社會聯盟以歷史詮釋提供該社群的共享記憶的基礎,在「內憂外患」的情境之中,以愛國主義的形式論述其國家認同,以原生論與建構論同軌並進的方式,重新召喚人們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Item 戰後在日臺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何義麟; I-Lin Ho戰後在日臺灣人的居留問題,起源於戰敗後日本剝奪來自殖民地住民之公民權。後來,臺灣人登錄為華僑,才獲得比照中國籍僑民之待遇,1952年才得以正式脫離日本國籍。然而,臺灣人與華僑居留在日本的歷史背景不同,在居留資格上也有所差異。兩者的外國人登錄國籍欄,雖都同樣登記為「中國」,但適用的法令並不相同。臺灣人雖然可以長期居留,但是在住民的權益上卻沒有任何保障。1965年日韓建交,兩國協定中賦予在日韓國人永住權,這使得在日臺灣人的法律地位受到歧視的問題更加明顯。對於臺灣人沒有永住權之保障一事,華僑團體曾經向外交部請願,要求政府對日交涉爭取協定永住權待遇,但並未達成。1972年臺灣與日本斷交,許多臺灣人擔心失去法律地位之保障,紛紛歸化日本籍。環繞著永住權取得與否的問題,充分顯示在日臺灣人法律地位並不明確,而其國家認同也相當分歧。未來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對此議題持續的關注。Item 戰後在日臺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何義麟; I-Lin Ho戰後在日臺灣人的居留問題,起源於戰敗後日本剝奪來自殖民地住民之公民權。後來,臺灣人登錄為華僑,才獲得比照中國籍僑民之待遇,1952年才得以正式脫離日本國籍。然而,臺灣人與華僑居留在日本的歷史背景不同,在居留資格上也有所差異。兩者的外國人登錄國籍欄,雖都同樣登記為「中國」,但適用的法令並不相同。臺灣人雖然可以長期居留,但是在住民的權益上卻沒有任何保障。1965年日韓建交,兩國協定中賦予在日韓國人永住權,這使得在日臺灣人的法律地位受到歧視的問題更加明顯。對於臺灣人沒有永住權之保障一事,華僑團體曾經向外交部請願,要求政府對日交涉爭取協定永住權待遇,但並未達成。1972年臺灣與日本斷交,許多臺灣人擔心失去法律地位之保障,紛紛歸化日本籍。環繞著永住權取得與否的問題,充分顯示在日臺灣人法律地位並不明確,而其國家認同也相當分歧。未來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對此議題持續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