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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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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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君臣:清世宗與年羹堯君臣關係及其形象流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6-12-??) 吳佩樺
    清世祖曾以《御定人臣儆心錄》訓誡群臣,昭示為臣者應當遵循的規範,降至雍正朝,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幕客汪景祺卻著〈功臣不可為〉一文,質疑君主的權威,替功臣發不平之鳴。文中所謂「位極人臣」者,或有意暗指年羹堯本人。權傾一時的年羹堯,對君臣倫理構成衝擊與挑戰,清世宗則力圖透過形象塑造,重新導正秩序,更使一切懲治年羹堯的舉措名正言順。身為皇帝,清世宗固能懲辦年羹堯或任何一名官員,能主導正史評價的走向,但當世殊事異,隨著時局變化,野史傳聞中的君臣形象,終究出現意想不到的發展。本文藉由年羹堯勢盛、議罪和後世流傳三個時期的君臣關係與形象變遷,探究幕後潛在的皇權運作,以及「君」與「臣」牢不可破的身分間隔,是否曾跨越常軌,最終如汪景祺所言,致使「君臣兩負」,並在百餘年後仍餘波盪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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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某」與唐代君臣關係 —學說史的檢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4-12-??) 王德權; Wang, Te-chuan
    由漢至唐,皇帝面對天、祖宗,皆自稱「臣某」,並無二致。但官僚面對皇帝的自稱形式發生變化。漢代官僚對皇帝普遍稱臣而不稱姓, 自稱「臣某」, 唯「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稱姓。唐承隋制,不分內官、外官,普遍對皇帝稱臣,這是唐代君臣關係的基本原則。但唐代發生稱姓與否的分化,二品以上在公文上不稱姓,五品以上奏事不稱姓,六品以下,無論公文或奏事皆稱姓。唐代官人自稱形式的分化,根源於隋唐之際皇帝臨朝主政,與每日登朝議政的五品以上官僚互動頻繁。於是在不分內外、普遍稱臣的原則下,依據官僚制運作的需要,以五品為界,重構官僚制的身分秩序,官人自稱形式的變化正是這個身分儀制的一環。隋唐之際皇帝臨朝主政、成為日常國政運作的主體,君臣互動進入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古代皇權性質呈現由「皇帝之私」向「國制之公」演變的趨勢,在維繫「國—家」性質不變的普遍稱臣之前提下,隋唐國制以皇帝臨朝主政為主軸,調整君臣互動儀制,唐代官人自稱形式的變化,正是根源於當時「國制之公」的平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