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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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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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2011) 陳煒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為了要建立起仿西方的近代化民族國家，因此古老且一脈相承的日本皇室，被用來作為「日本屬性」的象徵，為了使日本民眾能產生共同的國族觀念，皇室巡視儀式被廣泛使用。作為鞏固政權及保障皇室繼位之需，身為皇室血親的皇族，在此時被大量的分封，並在法律上給予保障與特權，以便成為天皇的屏障並代替天皇參與各項活動與工作，至領土內視察，也是皇族的其中一項任務。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即曾有包括裕仁皇太子在內的27位日本皇族，進行共34次的視察。 本論文重點有三，首先從日本皇族蒞臺主因、時空環境下的主客觀因素，以及總督府與地方政府的行程安排與考量，來探究視察時殖民地的統籌執行單位「奉迎委員會」以及相關行程設計之因。對於皇族行程的安排考量，筆者則透過史料的分析統合，在本論文中提出「三大前提」、「五大要素」的論點，也藉由整體分析，拼湊出皇族在臺活動的輪廓。 再者，皇族與被動員人民的接觸，則是本論文另一個書寫重點。文中將迎接皇族的「奉迎者」依據其身份與種族分為學生、漢族系臺灣人、原住民、日本人等四類加以探討。人民依據其身份，在迎接皇族的參與度上有著差異，而人民與皇族的接觸方式，也因其身份的不同而不同。 最後，則從視察結束後皇族對臺灣人事物的感想、人民對於日本皇族的觀感、視察活動時總督府所掩蓋的社會真相，以及後續影響等四者加以探討。在安排的行程中，皇族成員體驗了臺灣的風土民情，對於人事物也多有著正面評價，但刻意安排的景象，也曾被他們識破看穿，而人民則對這樣耗費巨資的活動有褒有貶。但最重要的是，在這營造的、光鮮亮麗的活動背後，則有著各種被隱藏的問題存在。 日本皇族在當局種種的儀式與安排下，得以在視察臺灣之時展現他們身為帝國統治階級的權威，並目睹總督府的建設成果。臺灣人民在迎接的過程中，也被安排進入上下支配體系，呈現出一齣規範嚴謹的「奉迎大戲」。這種視覺表象營造為的即是有效統治國家、培養人民服從的政治目的，透過這樣的戲碼，統治者強化並達成治理的行銷與宣傳，日本皇族的臺灣殖民地視察，即是其具體化成果。在臺灣史進程中，不只是日治時期如此，各個政權也以各種形式，來演出屬於自己時代的「奉迎大戲」。皇族視察臺灣的有形與無形資產則影響到了今日，成為臺灣歷史中不可抹去的一部份。Item 清代秘密會黨的盟誓文化(2009) 蘇俊隆長久以來，針對盟誓文化所作的研究範圍基本上不出先秦時期，對象大多是統治階級以及社會上層，雖然有其侷限，但是並沒有否定盟誓文化在下層社會的存在，只是很少有人會去注意這點，因為很難找到有確切盟誓文化同時又足以做歷史研究的載體。能夠以清代秘密會黨的盟誓文化做為歷史研究的主軸，這完全得歸功於兩岸的會黨研究。大陸方面是由於將祕密會黨等同於農民起義來看待，所以對會黨重視的程度和研究的熱情頗高；臺灣方面則是有些學者藉著會黨秘密文件中的記載而穿鑿附會，把天地會說成是明鄭王朝的傑作，主張天地會創立於臺灣，像是郭廷以教授在《臺灣史事概說》以及連橫在《臺灣通史》裡面都是主張此種說法。雖然兩岸對會黨的研究在當時都帶有頗為深厚的政治意識，也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後來會黨研究的走向，不過也因為這樣而讓會黨這個議題得到更多的注意。近年來，隨著更多清朝官方檔案的開放、整理與出版，加上歷史研究視野的擴大，許多學者開始將會黨本身的活動做為研究主體來深入探討。 清代秘密會黨由於是以異姓結拜為基礎轉化而成的組織，所以它的盟誓文化經常包含結拜活動的過程，同時也表示「擬血緣」關係的建立就是會黨盟誓所要達成的目標之ㄧ，會有這種需求和清代人口流動和宗族思想的發展有關。乾隆中期之後，土地已無法負荷人口增長所帶來的強大壓力，不管是被迫還是自願，開始有大量人口離鄉背景或是脫離土地，他們開始尋找各種謀求生存的方法。在這情況下，剛好明清以來家庭倫理和宗族觀念也已滲透，所以像是秘密會黨這種能同時解決問題又強調虛擬血緣關係的組織就成為他們最佳的去處之ㄧ。 至於會黨的盟誓能不能真的解決會員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完全是看盟誓約束力量的效果，假使約束力不夠，那麼盟誓的作用也就大大的降低。盟誓約束力的來源初期多是源自對鬼神的崇信與畏懼，在會黨也是一樣，只是會黨在這部份的強調更花心思。像是在會黨盟誓香案上就經常擺放各種器物，每種器物還都有其意義，無非是想增強會黨盟誓的約束力。為了要加強盟誓的約束力，會黨更加入各種神祕或是帶有巫術的儀式。近年來有一部電影叫作「投名狀」，其中有「歃血為盟神靈鑑」這樣的一句話，這個「歃血」儀式就是盟誓約束力的重要體現，而且在會黨裡它還有著更深遠的意義。清代會黨的歃血儀式主要是以「喝血」為主，血的來源以「雞血」、「人血」居多。會使用雞血的原因，除了可能和「雞」的價格低廉和容易獲得有關之外，「雞」在民間習俗裡本身就是一種具有神性又包含德性的牲畜；而喝人血的會黨歃血盟誓，除了一樣要藉助血的信仰加強鬼神約束力以外，更特別的是，歃血也是會黨建立虛擬兄弟血緣的重要儀式。既然提到歃血，不得不說，秘密會黨盟誓裡的歃血行為還具備非常具體、實際且現實的功能，就是有些會黨會把它當作一種關卡，一種區別入會等級的關卡，在某些會黨裡，沒有經過歃血的會員僅能免於被欺侮以及可以邀人幫助，但是不能自行找人入會，也就是沒有藉此賺錢得財的資格。另外還有「鑽橋」，此儀式除了同樣有扮演關卡的效果外，其實也是會黨盟誓用來加強約束力量的一種設計，而且是種帶有明顯發誓詛咒巫術的儀式，類似這種儀式在會黨盟誓裡還有斬雞頭、鑽刀、跳火盆等等，這些儀式都是除了單純的發誓之外，更希望鬼神能給予違背盟誓者嚴重的懲罰。 雖然，對鬼神力量的崇拜與敬畏一直都是盟誓約束力量的基本來源，在會黨盟誓文化裡也不斷的利用各種儀式或是巫詛行為去加強盟誓的約束力。但問題在於，這種依賴鬼神的盟誓約束力量，很難去預測效果的大小及持續時間的長短。舉例來說，如果會眾違背盟誓卻沒遭受應有的懲罰，自然對鬼神的敬畏程度就會逐漸減弱，也開始不相信盟誓，更不用說有些人根本就不信鬼神這套，在神前盟誓只不過是做做樣子，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很難期待這些盟誓儀式能在會黨發揮多少約束力。天地會、哥老會這種有規模、有系統的會黨能夠存在這麼久，就是因為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他們也了解到此弱點，所以在逐漸組織化之後，也都各自創造出契約形式的盟約誓辭，神鬼力量雖還是有，但威嚇成分大於實際效用，會黨組織以及人為結構才是這時候盟誓約束力量的最主要來源。例如天地會的三十六誓就是最好的例子，不僅將所該遵守的內容具體化，更說明了違背之後會遭受的後果。 清代會黨必須「秘密」活動，包含盟誓在內，不准洩露機密、保持會黨的神秘與隱密性就是盟誓約束力的主要目標。會黨不僅僅只是結構上非法而已，為了滿足需求，會黨的行為也經常觸犯律例、破壞社會秩序，甚至影響他人生命財產的安全，為了不讓會黨輕易瓦解，為了讓會眾甘心犯法，為了強迫會眾效忠會黨，因此逐漸產生一種很特別的核心信念，也就是「不問是非、只問敵我」，僅有效於會黨的義氣信念。至於要怎麼在非法的情況下講「義氣」、執行「義氣」，以下層社會為主體所組成的清代秘密會黨，憑藉著生活經驗與智慧，在盟誓文化中創造出一套與眾不同的訊息連絡方式以及身分認證的手段，是不用到「神不知、鬼不覺」，但是希望至少要做到「官不知、人不覺」。 清代秘密會黨對於盟誓的期望到底是什麼？無論如何，對於會黨成員來說，盟了誓就是入了會，他們要緊的是盟誓有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像是虛擬血緣關係的製造、尋求互相幫助、鞏固生命財產安全，還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與改變社會地位等等，實際上盟誓也都盡其所能的在解決這些問題。至於能不能真的解決，這完全是看盟誓約束力夠不夠力，如果不講義氣、不信鬼神，就算說再多的暗號、比再多的手訣、帶再多的腰憑也是沒用。不過，經由對會黨盟誓文化的研究，除了能更加了解清代秘密會黨之外，也確實藉此呈現出了清代下層社會許多面貌，舉凡宗教信仰、通俗文化、巫術心理以及人民智慧等等，而這些同時也是讓清代秘密會黨盟誓文化有不同於其他盟誓文化特色的重要原因。Item 十四至十五世紀法蘭西國王進城典禮(新史學雜誌社, 2014-03-01) 陳秀鳳中古晚期法蘭西王室愈來愈關注政治地位與政治理念的展示，日趨完備的皇家慶典不僅用於宣傳王權，也是國王和臣民間積極的政治對話模式，這種非對稱性的政治與社會關係在中古晚期西歐社會極為重要。眾多的法蘭西皇家儀典中，具人文性與公民性意涵的國王進城禮，在宣傳王權與凝聚臣民共識上逐漸顯出重要性。國王進城禮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與見證，滲透著中古時代文化的特性，也是理解該時代文化的符碼。十四至十五世紀期間國王進城禮對於法蘭西王權的發展與公共領域生活究竟有何影響？本文擬透過國王進城禮的淵源、儀式程序，遊行結構、城市裝飾、城市空間，乃至於戲劇演出的探討，論述中古晚期法蘭西國王與其臣民之間所存在的社會、文化與政治權力關係。Item 台南地區靈寶道壇齋儀文檢研究(2005/08-2006/07) 謝聰輝本研究計畫預計以兩年時間執行「台南地區靈寶道壇齋儀文檢研究」：初步 規劃選定台南四大道壇：溪南地區：台南市陳榮盛道壇、台南縣永康市李安雄道 壇；溪北地區：台南縣佳裡鎮林清隆道壇、台南縣新營市廖永來道壇，以齋儀文 檢為主要調查目標，再佐以相關道壇相關資料作比較對照。結合實際的調查與訪 問，補充多年蒐集的資料與儀式紀錄，針對齋儀文檢的名目、內容、格式，上溯 其古道經根源，瞭解其脈絡傳承，並加以對照校正其相異差別，判斷較正確合乎 經義的形式內容，再進一步分析道教齋儀文檢實際運用宣行的儀節功能與意義內 涵。 第一年將校正過的齋儀文檢，就形式內容分類分析探討：著重文書書寫的 格式、規矩，和用字、用詞的特質內涵，以及相關用印的道法傳承方面，並寫成 ＜台南地區齋醮文檢的形式與內容研究＞論文發表。第二年則大量作田野調查以 累積更多的經驗，拍攝數千張數位相片與數百小時錄影帶紀錄。並透過實際記錄 比較台南地區靈寶道壇，在各種規模齋儀中文檢的實際宣行的情形；各壇如何透 過其傳承的道法威儀，結合詩歌樂舞與存想法門，將較固定型式的文檢內容，作 各具特色的靈活表現，以寫作＜台南地區齋儀文檢宣行儀節研究＞論文發表。此 題目具有開創性，對厚實敝人學能與有志於相關研究者，均提供相當的啟發性， 除可作為教學研究與一般欲瞭解道教者所需，加強國人對道教更深入且正確的理 解外，並為「道教文書學」、「道教齋醮史」的建構研究累積初步的成果。Item 臺灣正一道壇獻供儀式與內涵析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04-06-01) 謝聰輝Item 蘭嶼椰油村雅美族人儀式性漁撈活動之漁場利用型態(地理學系, 1991-03-??) 張燦穩This paper, written from the geographical viewpoint of man-environmental relations and based on data obtained b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ing, aims to analyze the ritual fishing practice of the Yami of Yayu village, together with it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Until 1956, the villagers, controlled by shamanistic beliefs and taboos, only caught flying fish by torchlight fishing using large boats.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aboos and shamanism, the fishing technique itself, and the promptings of heroism and glory between fishing groups, as well as the requirements of food, social relations and sacrificial rituals, meant that their time usage of the fishing grounds was severely restricted. The spatial usage of fishing grounds by large boats carrying out torchlight fishing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habits of the flying fish and the fishing ground territorial system between villages. During the flying fish fishing period another method was used, catching dolphinfish using troll lines strung out from small boats. The influence of taboos and shamanism, together with the fishing method and the habits of the dolphinfish, meant that the time usage of the fishing grounds by small boats trolling for dolphin-fish was also severely restricted. Spatial usage tended to be influenced more by the boat equipment and the ecology of the fishing ground. In the period 1956-1980, as contacts with the outside increased and changes occurred in religious belief among the Yami, changes also took place in their fishing practice. The introduce-tion of new fishing methods altered the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of fishing groups, as well as bringing changes in the time and spatial usage of flying fish fishing grounds. The times at which these fishing methods could be used were still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of various taboos. Since 1980,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borigines policy, powered fishing boats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tradi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