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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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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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以愛之名:論蘇珊.洛里.帕克斯《維納斯》中種族、帝國下的親密事件(2024) 丁筱婷; Ting, Hsiao-Ting本論文探討蘇珊.洛里.帕克斯1996年的歷史劇本《維納斯》中維納斯和男爵醫生之間種族、帝國下的親密事件。過去的文學評論大多批判男爵醫生對維納斯進行性剝削和醫學迫害,鮮少有學者研究男爵醫生的內心感受,本論文旨在透過種族、帝國等層面剖析維納斯和男爵醫生之間的複雜關係。本論文首先以伊莉莎白.波維內利在《愛的帝國》中對愛的論述,驗證愛在帝權之下是否可能發生。第一章分析男爵醫生對維納斯超越白人慾望的迷戀,且這種迷戀進一步轉化成男爵醫生的身份認同危機,使自己在社會期望和他對維納斯的迷戀之間的選擇上產生了掙扎。第二章透過受虐癖理論探究維納斯作為受虐狂的可能性,揭示維納斯自願承受男爵醫生壓迫的具體原因,並以此討論維納斯作為被壓迫者的能動性。藉由探討帝權之下男爵醫生的身份認同危機和維納斯的能動性,本論文認為帕克斯有意詮釋迫害者與受害者之間挑戰二元對立的愛情故事。有鑑於此,帕克斯筆下的維納斯和男爵醫生都並非只是如歷史記載般緘默的受害者和壓迫者而已。Item 戲曲評點之時代風尚研究──以《牡丹亭》為例(2022) 林聰宏; Lin, Tsung-Hung湯顯祖《牡丹亭》劇作甫出,其「心花筆蕊」,「婉麗妖冶」,震懾心神,迄今不衰,而明、清兩代《牡丹亭》評點本多達十逾種。其「意趣神色」藉由諸評點者的殊異評騭視角,了解湯作時代背景與理想價值,反映晚明時代風氣。本論文各章要旨如下:第一章「緒論」──戲曲評點乃明、清兩代文學批評發展特色,《牡丹亭》為當時戲曲評點熱門之作。本章針對《牡丹亭》評點本及晚明社會風氣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概覽諸評點本因襲關係與特色,以期對臺灣「湯學」研究略盡棉力。 第二章「明代的文學風尚」──溯源「情」如何遭到抑制到發揚,晚明自由思想影響湯顯祖「至情」觀;「率真」的態度,體現在公安派的主張及李贄〈童心說〉;藉「務奇」手法,運用瑰偉靈奇的文字,煥發夐渺的駘蕩之思。 第三章「戲曲評點與《牡丹亭》諸評本概述」──探討明、清兩代戲曲評點發展與分期,針對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商業風氣與刻書業發展、閨閣賞音的觀照以及清代文網的箝制等因素進行分析。由明清兩代戲曲評點之發展,進而推闡《牡丹亭》評點趨勢,並概述諸評點本成書年代與特色。 第四章「明清《牡丹亭》評點本比較」──比較明、清《牡丹亭》評點之因革,並探討《牡丹亭》評點本中的至情思想、人物形象、科舉制度、音律校勘等特色。 第五章「由《牡丹亭》評點看明清時代風氣」──首先探討「對程朱理學的反抗」,由明中葉以降,政治、科舉之弊,促成陽明心學發揚,影響湯作以情抗理的精神,並藉評點分析禮教名教之弊與本色情真之風。接著解析「女性觀照的萌發」,探討《牡丹亭》對婦女的影響,從評點興發對「至情」的感悟。最後「男風情慾的書寫」,則探究倡慾風潮的背景,從評點本對情慾、男風等倡慾書寫進行討論。「結論」──綰合明、清《牡丹亭》評點本,就其戲曲評點成因與評騭形式、批語內容、批評風格、傳播手法、批語特色等作出結論,並對《牡丹亭》評點本之至情思想、人物形象、批評特色,輝映對科舉政治的嘲諷、女性觀照的覺醒、情慾男風的倡放,予以統整論述,從評點本洞見晚明時代風氣。Item Fear and Love in the Tide Country: Affect, Environment, and Encounters in Amitav Ghosh's The Hungry Tide(英語學系, 2018-09-??) Shu-ching ChenThis paper examines Amitav Ghosh's novel The Hungry Tide (2004) to explore Ghosh's dramatization of the affective impacts of a specific environment on local subjects and the role of cosmopolitan subjects play in translating those affects into knowable forms through their embodied and affective encounters with the local. My investigation draws upon recent theories of affect-negotiating between constructive and deconstructive views- and places the discussion in a framework of eco-cosmopolitan connections. By invoking the coexistence of the affects of fear and love, I seek to move beyond the concept of the uncanny, exploring affect both as emotions and intensity generated by the socio-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wetlands. I take the affective encounters between the locals and the cosmopolitans as a relational medium through which modes of feeling and knowing on the part of cosmopolitan subjects can be transformed. The uncanny of the environment experienced by the local can also be translated into accessible forms through this medium, bringing into our sensory ken the slow violence that is far away and out of sight and thereby enabling ethical actions.Item Untitled(英語學系, 2019-03-??) Ching-ying HsuSitu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acan, Badiou, and Joyce, this essay interpretsJoyce’s modern version of “Penelope” as a sinthomatic writing, finding thisfemale countersign to be problematic by way of an ethical evaluation of thesinthome as a (singularized) sexual relation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Joyce’sbelief in his sinthome. Firstly, I fully acknowledge the merit of sinthomaticeroticism as a repairment of the non- existence of sexual relation in its capacityof maintain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Other and ofauthoring and forging one’s own sexual rapport through the self-inventedsavoir-faire of one’s jouissance. Molly as Bloom’s sinthome-partner isindispensable in offering 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inter)sinthomatic eroticism. However, upon closer scrutiny, the merits of thisversion of eroticism appear quite limited, for Joyce’s conservative presentationstays near to the cultural symptoms of his time, and, moreover, Joyce’s beliefin his sinthome functions similarly with normal neurotics’ symptoms and lackstruly intersubjective reciprocity. Secondly, my ethical reading takes account ofthe productive tension between “sinthomatic eroticism” and love. I invoke bothLacan’s idea of love as “compensation” of the non-existence of sexualrelationship, and (beyond Lacan) Badiou’s work on love as a way of creativelycarving out what I term “the ethical space of love” as a space (not entirelydisengaged from but) distinct from the psychoanalytic domain of sexual desiresor eros. By doing so, I explore the relatively uncharted ground of thetheorization of true love.Item 與他者之臉的倫理邂逅:勞倫斯小說中的語言,愛與性差異(2005) 張碧蓉; Pi-jung Chang某些當代(後結構)思想家,主張以無可化約於「同一」的差異性,來重新思考倫理問題,其中勒維納斯所提出的「絕對他者性」概念,更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勞倫斯在他小說中常提到的「他者的不可翻譯性」。本論文從這些思想家的觀點出發——以勒維納斯為主,兼及德希達、尼采、傅柯、布朗修和若干位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試圖以勞倫斯的小說提供一種對倫理的閱讀,並以倫理來閱讀其小說。勒維納斯曾以「臉與臉的邂逅」這一意象來表示自我與他者非對稱性的倫理關係。在這邂逅中,自我與他者並不以平等互惠的關係存在,因為「他者之臉」的顯現,對自我來說,是一份獨特且不能化約的禮物。德希達針對勒維納斯的觀點提出最根本性的質疑——也就是,在「臉與臉的邂逅」中,他者如何能顯現,而自我又如何能關懷他者?本論文以德希達、勒維納斯及其他思想家的對話為背景,探討勞倫斯小說中的三大議題——語言、愛及性差異。勞倫斯對這三大議題的處理,相當程度反映他對他者性的思考及重視,也因此藉由對這三大議題的探討,我們可以再度省思「絕對他者性」及「他者的不可翻譯性」等概念對於倫理學的貢獻及其潛藏的危險。 在第一部份,筆者根據解構主義在最近的倫理轉向中所提出的觀點——也就是,語言本身浮動不定的指涉性,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強化了語言的倫理功能——來檢視勞倫斯的語言表現對我們重新思考倫理問題的貢獻。藉由分析勞倫斯小說中語言的複雜性可以說明,勞倫斯的小說在提供倫理價值的同時,也在語言的他者性中揭露倫理的虛構特質。在此雙重驅力下,文學文本的「指涉」及「非指涉」力量,乃處於互動的創造性關係中。在第二部分,筆者藉由與勒維納斯的比較來耙梳勞倫斯對愛的觀點,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如星之平衡」這一概念,這是一種植基於「絕對他者性」的愛所建立的倫理關係。但是,任何與「絕對他者」之間的倫理關係,本身就是一種矛盾。著眼於此,筆者試圖證明,在他的小說中,勞倫斯並未視他自己所提的「如星之平衡」為愛的理想結構,而是一種隱含高度爭議的可能性。在第三部份,筆者以勒維納斯與一些女性主義學者的對話,兼及某些後結構思想家所提的倫理/政治的辯證關係,來探討勞倫斯小說中的性差異問題。雖然勞倫斯認為性別不同的個體是無從比較的,但在閱讀其小說的過程中可發現,性差異對勞倫斯而言,並不是一道無可跨越的鴻溝,而是可用來豐富性別存在的資產,更是追求性別正義的基石。 「絕對他者性」這一概念所隱含的倫理觀可啟發我們對勞倫斯小說的倫理閱讀,但勞倫斯小說更可做為此一概念的批判。因此,本論文既不是以某些現成理論來套用在勞倫斯小說上,更不是隨意臚列若干文學例子以證明某些理論的適用性。事實上,勞倫斯所倡言的「他者的不可翻譯性」與後現代的他者性存在極大的差異。勞倫斯的思想當然不能歸屬於後現代倫理觀,因為他從不曾像勒維納斯那樣賦予他者絕對的優先權。勞倫斯關注的重點是如何透過與絕對他者的邂逅來豐富自我,而勒維納斯堅持的是自我對他者所背負的永不可懈怠的責任。透過這些思想家的對話來閱讀勞倫斯的小說,讓我們體認到:即使最圓滿牢固的自我,在面對他者時,也不可能完全抹去其差異性;即使最謙卑、耐心守候的自我,在關懷他者時,也總必須以自主的自我來顯現;即使最細心傾聽的閱讀,在詮釋文學文本時,也總必須把它化約為一種可以理解的知識。。儘管如此,勞倫斯與這些思想家對自我意識及智性知識的批判以及對「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思考,使我們在智性文化及無可避免的「互為主體性」暴力關係中,得以瞥見一道倫理的出口與靈光。Item 「修辭翻譯」:艾儒略《聖夢歌》研究(2016) 吳建林; Wu, Chien-Lin本論文探討晚明義大利籍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一六三七年所譯《聖夢歌》。《聖夢歌》為辯論詩,所據文本為西方中世紀歐洲廣為流傳之拉丁語靈肉辯論詩《冬夜寂靜時》(Noctis sub silentio tempore brumali)。本論文按屬字、屬靈二層面比較中、拉文本,其中所謂屬「字」意義,就其字義而言,亦包括本義與轉義。在屬字層面上,乃借用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言隱喻(metaphoric)、借代(metonymic)兩軸為分析工具,藉以說明中文敘事者如何透過相似性(similarity)與鄰近性(contiguity)之操作,翻譯、改述並重塑拉丁文本。在屬靈層面上,則「挪用」卡西安(John Cassian)四義解經法(fourfold exegesis),以之為分析模型,藉以顯示中文敘事者無論有意或無意,明知或不知,其翻譯乃啟示《冬夜寂靜時》隱藏之託喻、上升、倫理意涵。此三層屬靈意義之翻譯,將讀者重新導向信、望、愛三德,其翻譯行為本身亦為此三德之具體行動。信、望二德關乎天主與天堂不可見之事,愛之對象則為天主與人。天主愛人,人以愛還愛,因愛主而愛人,行之於善工。因此,愛乃不可見信、望二德之徵驗。神聖翻譯為愛之言語行動,述行並象徵基督宗教屬靈生活與愛之倫理。Item 家庭的情意結—台語片通俗劇研究(2011) 陳睿穎; CHEN Jui-Yin台語片具有明顯的形式特徵與內容格式,盛行於1956年至1970年代初期之 間。期間經歷了與廈語片、日片、國語片、洋片乃至於電視的競爭,最終於1981 年完全消失。台語片從誕生之初便從既有的民間敘事系統中大量取材,並且與各 種大眾娛樂媒體結合,成為能夠代表60年代本土的/大眾的/鄉村的再現系統。 台語片有活絡的類型(genre)發展軌跡,其中探討愛情與家庭的通俗劇 (melodrama)是台語片中的最大宗,甚至在其他類型中,通俗劇模式 (melodramatic mode)仍佔據極為重要的位置,家庭中的倫理秩序和性別角色, 成為穩定故事衝突、賦予新生力量的重要象徵。在50年代通俗劇文本大量佚失, 70年代僅出產少量通俗劇文本的狀況下,本研究以60年代通俗劇作品為研究對 象,採用結構主義概念對個別文本進行敘事分析,詮釋出在台語片通俗劇中的家 庭意念、愛情功能,以及對家庭秩序、性別角色的想像。 第一章概述研究動機、方法及文獻回顧。第二章開始,就60年代早期通俗劇、 60年代中期通俗劇、60年代晚期以降通俗劇進行文本閱讀。60年代早期通俗劇展 現了50年代台語片市場邊界未明的百家爭鳴狀態,家庭的想像針對作者言說目的 與目標市場的不同,而傳達著不同的意義。第二章筆者挑選了留日知識分子、外 省籍團隊以及市場導向之台語片製片商所主導的作品來凸顯其中家庭與愛情論 述的差異。就形式上來說,家庭是這個時期最主要的穩定力量。60年代中期則是 通俗劇型式最成熟的時期,為了凸顯本階段台語片類型化與本土化的成熟,第三 章集中討論此時期的跨文化、跨媒體轉譯作品,探究其中家庭與愛情意義的變 遷。發現愛情成為促進家庭重組新生的正面力量,而家庭仍然是給予愛情體制內 肯定的重要象徵。60年代晚期的通俗劇,向急速變遷的現實社會靠近,將焦點轉 移到家庭內部的問題,處理重點包括叛逆而不成熟的青少年、失和的婚姻、破碎 的家庭等。家庭在這時期作品的意義被放大,中心角色透過重新認識家庭的意 義,並且服膺於家庭秩序而完成成長儀式,愛情的敘事角色又回到60年代初期狀 況,成為低於家庭的次等力量。接著,第五章則討論其他類型台語片中,通俗劇 模式出現的情形。在台語片多元的類型敘事中,家庭扮演著道德和自我認同的凝 聚力量,而成為個人正面能量和道德地位之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