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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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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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作為能動主體:奧斯卡.王爾德《格雷的畫像》中的酷兒時間感
    (2024) 黃昱豪; Huang, Yu-Hao
    這篇論文奠基在Elizabeth Freeman、Carolyn Dinshaw和José Esteban Muñoz所論述的酷兒時間感之上,旨在探討《格雷的畫像》中,作為能動主體的藝術如何呈現出多元的酷兒時間感。我認為,在這部作品中,藝術激發出多元豐富的酷兒時間感,主角們因此得以流露同性情慾及異端狂想。尤其,我討論了小說中三種藝術形式(繪畫、言談、戲劇)、三種酷兒時間(停滯的、倒帶的、循環的)和三位男性主角(巴索爾、亨利勳爵、格雷)之間的密切關聯。首先,我闡述繪畫如何使巴索爾駐足過去並藉此抒發同性情慾。再者,在第二部分,我試圖剖析為什麼文字能夠逆轉時間並且使亨利勳爵得以魅惑格雷。最後,我把焦點放在繪畫、言談、戲劇如何交織出格雷的複雜多樣的時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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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斯卡‧王爾德《莎樂美》中的東方主義
    (2020) 游佳洵; Yu, Jia-Shiun
    本論文試圖用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觀念分析奧斯卡‧王爾德《莎樂美》中的東方主義色彩與其扮演的角色。王爾德所寫的法文戲劇《莎樂美》由聖經故事改編,多與女性主義、唯美主義或舞蹈研究連結,東方主義色彩雖濃厚,卻極少被當作討論主軸。我嘗試從英文版《莎樂美》中找尋東方主義的蹤跡,並討論分析劇中主角莎樂美所跳「七紗舞」與東方主義之連結,說明王爾德透過《莎樂美》用「王爾德式東方主義」實現自我,及如何影響後代東方主義展演。 第一章為導論,我淺介奧斯卡‧王爾德的法文戲劇《莎樂美》劇本內容、創作背景以及王爾德對於東方的認識與印象。接著導出愛德華‧薩伊德所著之《東方主義》,主要聚焦在薩伊德對於「潛隱東方主義」與「明顯東方主義」的闡述及討論上,解讀《莎樂美》中所充滿的東方元素。第二章我以薩伊德所提之「潛隱東方主義」與「明顯東方主義」概念,深入解讀《莎樂美》英文文本,並詳細說明劇中所出現之重要東方元素:顏色、舞蹈、感知、慾望與邪惡。第三章主要討論劇中主要角色莎樂美所跳之舞蹈「七紗舞」。我將介紹從《莎樂美》於舞台上的演出歷史,及四個較有特色的版本加以討論: 穆德‧艾倫 (1892)、莎拉·伯恩哈特 (1906)、瑪莉亞‧愛溫(2009)與碧雅媞‧弗雷克(2016) 所演出之不同版本的「七紗舞」分析,說明西方演員展演東方角色時的距離感與矛盾感,展現不同時代下產出之《莎樂美》版本,有著各自表現東方主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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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爾德與比亞茲來的莎樂美 與「致命女性形象」
    (2007) 林峰聖; Lin, Feng-Sheng
    本論文旨在探討王爾德劇作《莎樂美》與比亞茲萊為其所繪插圖之中的性/別元素,特別是二人所創造出的莎樂美一角與「致命女性」形象之關係。王爾德與比亞茲來二人作品中皆呈現了具驚駭效果之性/別元素,在當時亦皆引起相當批判;而其中引起爭議的部分皆與二人呈現「變態」(perversity)與「色情」(pornography)元素相關。此外,許多評論者亦特別指出比亞茲來作品與王爾德原著之不同;事實上,比亞茲來為王爾德此劇所繪插圖中最具爭議性的部分可能就是其「時代錯置」(anachronism)之設計;此類設計很可能創造出了更具顛覆性之效果。 本論文分為三章。第一章探討「致命女性」形象之重要特色以及這些特色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之呈現。本章觀察了一些十九世紀具代表性的「致命女性」作品,並將焦點特別放在濟慈的詩《無情美人》及數幅前拉斐爾派畫作,包括了羅賽蒂的《李莉斯貴婦人》與瓦特豪斯的《無情美人》。第二章討論王爾德劇作《莎樂美》,特別是其中呈現之「變態」、以及其莎樂美與先前「致命女性」之關聯。此章研究以十九世紀末焦慮為背景之「變態」,探究王爾德之莎樂美為「變態女性」的身份,並進一步將之與先前十九世紀英國「致命女性」作比較。第三章探討比亞茲來的莎樂美插圖,聚焦於這套作品中性/別元素與「色情」之聯結、以及為何比亞茲來的莎樂美被視為「致命女性」。此章並比較王爾德與比亞茲來在其莎樂美創作中運用性/別元素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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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連魁》之「異/譯」性戀
    (2007) 蔡淑菁; Su-Ching Tsai
    本文旨在檢視王爾德的小說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與王大閎齊名之譯作《杜連魁》之間對同性戀議題的不同發揮。探討《杜連魁》譯本雖可見於華人的評論、譯評及學術研究領域,但探討範圍大多侷限於語言或文化的對等,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討同性戀的議題是否在翻譯中喪失及其此喪失的過程,甚至連原作的同性戀書寫也常受到忽略。我的研究以傳統翻譯的定義來評析王大閎的譯作,也就是假設原文有可譯的涵義,一來是因為此種研究角度能直接點出我所想發掘的呈現差異,二來則是因為譯者及譯作本身宣稱忠實,並長久以來被冠上忠實翻譯的光環,並為大多數的讀者、研究者所信服,我刻意運用這種標籤來探討譯文,質疑同性戀主題是否也如譯者所言,信實地呈現。根據此研究角度,我先分析王爾德的情慾書寫,然後再剖析王大閎的處理策略。 研究發現,王爾德的情慾表達是建立於偽異性戀架構之上,再佐以繁多同性戀情欲轉喻,因此充滿了暗示性的書寫。而王大閎的譯作則是偏離原作傳遞的同性戀身份論述,並把外觀的掩護轉換成故事的內容。一方面,譯者運用中國古代男色來描寫同性情慾,但因為中西性別、情慾文化觀點不同,這促使譯文偏離王爾德傳達的同性戀意識。再來,譯者加強道德警世寓言的意味,強化異性戀架構,並融入中國男性道德觀,使得原先是講述置身於衣櫃內同性戀者的故事,搖身變成了道德敗壞而言形放蕩的花花公子。王大閎的翻譯策略顯露了典型的異性戀者對同性戀者的雙重態度(homographesis)。本研究得到的結論乃是,同性戀書寫因該性傾向之邊緣、次文化及受歧視的地位,而必須發展出暗示性的書寫方式,譯者可因個人目的、喜好,輕易地在譯文中消弭同性戀情慾。故翻譯研究在探討牽涉同性情欲的書寫時,不應完全誠服於翻譯忠實的標籤,而忽略了潛在的同性情慾改寫。有鑒於王大閎當時翻譯時台灣同性戀論述及書寫資源皆有限,他仍可介入操縱,並遮掩他的改寫,消弭同性情慾,以當今蓬勃發展的男同志與女同志文化,可想見會釋出更多複雜的因素、改寫策略及操縱的可能性。同性戀書寫,可因翻譯而強化、顯現、出櫃,但翻譯也可能改變、消弭、移除此情慾。本文指出同性情慾翻譯的操縱,唯研究範圍有限,有待日後研究,尤其是有關華語的翻譯,以繼續探討翻譯與同性戀情慾書寫之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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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群像:文化翻譯視野下的譯本研究
    (2006) 杜欣欣; Hsin-hsin, Tu
    本文擬以文化翻譯研究途徑探討同一作品在特定譯語環境下生成的各種譯本,藉以描述翻譯現象之共時性與同時性,並瞭解從原文到譯文生產過程中的文化協商機制。研究材料為王爾德(Oscar Wilde)作品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及該書在台灣的六個譯本:首先在第一章裡頭分析原文內容與寫作特徵,找出翻譯上可能遇到的困難點,然後於第二章評論各家譯文所形塑的各種文本形象。接下來第三章的焦點將轉移到《杜連魁》,借用列維(Jiři Levỳ)翻譯決定過程模式,分析王大閎的「情境移轉策略」客觀性為何,又其「譯寫」是否逾越社會文化背景迻譯的權限。第四章裡帶入勒斐維爾(André Lefevere)的文化翻譯視野來分析前一章析離出《杜連魁》隱含的譯者專斷,從權力、贊助人、意識型態、詩學觀審視王大閎如何在七零年代臺灣社會現實情境中構築《杜連魁》的文本情境,而這部實驗性的譯文又如何透過「譯/異文化」來確立本身的主體性。最後為全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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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出新女性:《莎樂美》對二十世紀初日本與中國新女性群像的影響
    (2019) 顏涵銳; Yen, Han-Ray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新女性現象,伴隨著工業文明和都市化發展而來到,是現代化文明進程中女性解放的一個里程碑,有工作、不婚的新女性,往往又與主張女權、抗拒傳統的女性主義重疊,是當時各國社會發展的一個特點。即使到了日本,新女性論述依然主要是由女性主義者掌握,因此能站在女性的需要角度發生,但,中國的新女性論述,卻長期是由男性所掌握,再結合了「賢妻良母」的修辭後,中國的新女性有了不同的論述的社會功能。 王爾德的《莎樂美》作為唯美主義文學作品,著意的是驚世駭俗和對於維多利亞社會道德禁忌的挑戰和衝撞,該作出現在新女性成形的同時,其特有的故事情節,其實也潛藏著王爾德個人對新女性的詮釋和註記,也因此在此劇透過翻譯流傳後,讓各種語言的新女性透過這個角色找到適合的表演內涵,新女性因此化身莎樂美,莎樂美則賦權新女性。這篇論文探討從莎樂美中所誕生的新女性如何賦予當時既有的新女性新的面向:情慾,從而豐富了新女性論述的內涵。 本文藉由傅柯的性言說比較性文化在各國社會的差異,從中檢視王爾德《莎樂美》在翻譯到各文化後所造成的原因和影響,以求看到翻譯在近代東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對於女性論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