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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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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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時代臺灣的土地徵收
    (2014) 張乃文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找出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如何基於殖民統治的考量,拿捏出其土地徵收的政策方針。清代臺灣傳統上地方頭人大多樂於捐錢、捐土地領導地方公共建設的進行。改朝換代之後,總督府很快便發現,清代臺灣的土地徵收舊慣大致可歸納為土地捐獻、土地收購、官民地交換等三種方式,並且在鐵路、道路、市區改正等建設上皆以諭示人民捐獻土地為主要徵收方針。然而,依據清代「舊慣」近似民事行為的土地徵收,終究在遂行公益事業上並沒有絕對的強制性,因此總督府在1901年時制定出「臺灣土地收用規則」,是為臺灣第一套近代的土地徵收法。「臺灣土地收用規則」在發布之時就因為後藤新平擔心會影響到以往土地捐獻的方針,增加建設成本,便壓抑此法使之無法正常施行,導致日本時代實際適用此規則的土地徵收案件數量非常少。臺灣總督府絕大部分的土地仍然都是以捐獻或是收購的方式徵收。然而,過於推進此依照「舊慣」的徵收方針,其實已難以與強制取得土地有所分別。 進入1920年代後,臺灣人開始會注意到,以「公益」之名要人民捐獻土地,其實有時是為了「私益」,進而開始會採取各種抵抗,要求即便是公共建設,也不能以無償捐獻而應該要有合理的補償。臺灣人對於土地權利意識的覺醒,使總督府以往希望人民無償捐獻的方針受到動搖。到了1930年代初,製糖會社為了將自己以往強取土地建造專用線鐵路的行為「合法化」,竟與總督府磋商修改律令,將「甘蔗搬運專用鐵道」一項納入適用土地徵收法。此時臺灣人真正意識到了土地徵收法的重要,以劉明電為主開始了阻止「土地收用規則」修正的運動。雖然在1934年時此案被日本內閣法制局駁回,但總督府在1936年最終以修改「府令」的方式,將原本應該在法律層級定義的公益原則,以總督府能夠掌握的方式修改,最終還是將「甘蔗搬運專用鐵道」直接納入了公益原則的定義之中。簡言之,日本時代的土地徵收以「舊慣」為主,土地徵收法為輔的方針,具有以不合理的低成本達成最高效率的殖民統治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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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米」之說的生成與再現
    (2016) 邱創裕; Chiu, Chuang-Yu
    臺灣各地所生產的稻米中,有部分宣稱曾於日治時期「獻給天皇品嘗」,或為當時的「天皇御用米」,並以此做商品宣傳。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即在釐清帶有此類說法的「天皇米」之歷史真相,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如何執行「新穀獻納」,以及這樣的歷史於今日「再現」的過程。   臺灣的新穀獻納源自日本的「新嘗祭」,在皇宮,新嘗祭由天皇主持,象徵其握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權力。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國家神道,新嘗祭成為具有國民統合作用的祝祭日之一,也展開全國性的「新穀獻納」,將各地收穫的穀物獻給皇宮。臺灣在進入日治時期後即舉行新嘗祭,然而獻給皇宮的「獻穀」種植,卻要到歷經米作改良的1922年,在內地延長主義及獎勵農作的目的下才正式推動。1930年代末期,隨著戰爭局勢緊繃,殖民政府對臺灣糧食控管及社會教化工作也愈發激烈,除了獻穀,栽種奉獻給神社的「神饌」以及實施「新穀感謝祭」,無非是要擴大敬神崇祖的精神教化,並鼓勵稻米生產,最後,甚至安排臺灣人到日本奉獻穀物,使新穀獻納達到高峰。   官方推動的新穀獻納事務,隨著日本結束殖民統治畫下句點,這段歷史沉潛多年,直到1980年代末期,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動和本土化熱潮後才有機會再現,「天皇」成為有效用的「品牌」。在本論文討論的案例中,可以發現今日再現的「天皇米」,已非全然是歷史上的「獻穀」或「神饌」,而是運用在品牌建立行銷、社區營造、或是作為抵抗土地徵收的論述所建構的產物,即便如此,「歷史」卻也能證明「天皇米」的正統,強化其產品內涵,成為型塑文化產業的關鍵。除了稻米,類似的「天皇之說」也出現在其他產業,而不同政權的統治下,也產生不同的「領袖品牌」,在商業市場發揮效益。   從日治時期具有殖民教化意義的獻穀、神饌,到今天的「天皇米」品牌,本論文不僅是歷史學實用於今日社會的例證,也進一步引發我們在後殖民情境中,如何面對過去殖民統治的思考,同時,這樣的過程也凸顯了臺灣歷史研究和知識普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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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研究
    (2011) 謝仕淵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係在殖民帝國範圍內,建立日本與台灣間的中央與邊陲關係,同時在島內建立滲透至基層社會的體育行政體制推廣棒球。在此基礎上,棒球運動透過競爭與合作的形式,使殖民地三民族彼此互動構成同調集團,不同的棒球隊透過比賽的競爭與協調,最後將台灣視為整體,進而團結一致朝向日本甲子園大會的目標前進,表現殖民地臺灣的進步文明以及對母國的忠誠態度,由此也展現了1920年代同化政策脈絡下,棒球作為「帝國的體育運動」的意涵。 棒球具有追求身體健康、鼓勵競爭與講求節制、倡導團結合作與犧牲奉獻等目的,具體了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而在政治社會運動脈絡下,棒球是台灣人證明自我不落於日本人,甚至爭強於世界的手段,也是面對殖民者對於體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的批判基礎。 從事棒球的社群,對於棒球的價值認定也不盡相同,有些在刺激享樂與成就焦慮間彼此掙扎,也有不以輸贏僅為社交娛樂的目的,在此過程中,棒球運動的物質現象與消費文化,對於棒球社群的自我認同與社群分類的形成,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做為球迷則在享受激情、自我期許為棒球明星之間,呈現出大眾文化面貌。 然而,棒球運動的權威與仲裁者,如裁判與教練多為日本人,以及運動資源分配落差,甚至門票與球具的購買能力,大致具有日台差異現象,台灣人從事棒球雖被鼓勵全力求勝,然而面對殖民者時,卻又自覺不如。因此,棒球所體現的現代性價值,也不能脫離殖民地的背景脈絡,以及存在於其中的殖民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