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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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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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三種西方《道德經》學術詮釋中「道」的「厚實翻譯」──文本、副文本、脈絡(2020) 陳致宏; Chen, Chih-hong Rudy《道德經》（Tao Te Ching）是翻譯數量僅次於《聖經》的文本。然而，《道德經》的眾多重製（reproductions）、改編（adaptations）和「偽譯」（'pseudo-translations'）作品，也已納入西方流行的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或「新時代」（'New Age'）文學，其中不少由中文能力有限或全無的「偽譯者」製作。若干權威漢學家（如 Girardot、Goldin、Kirkland、Mair、Moeller）已提出此現象中的翻譯真實性問題，尤其考慮《道德經》複雜的形成歷史、作者身份、文本傳統、詮釋史與翻譯史，以及譯本類型。 相對於「偽譯」，謹慎的學術型譯者們荷擔著盡其所能地透過詮釋，以復原《道德經》本義的責任：對某些看似簡單的概念提出最真實的詮釋，是極具挑戰性的，例如此經典中原始的（primal）、具文化特異性的（culture-specific）宗教哲學概念──「道」。本研究選擇了三種西方《道德經》譯本中「道」的學術詮釋，並在「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下，觀察其原始意義在各自特定學術領域中的復原。文化理論家阿派爾（Kwame Anthony Appiah）的「厚實翻譯」強調將文本（text）置於其豐富的文化和語言脈絡（context）當中，並稱之為一種附有註釋和注解的「學術翻譯」（'academic translation'），而這些註釋和注解可視為文學理論家簡奈特（Gérard Genette）所稱之為副文本（paratexts）的內容。翻譯理論家赫曼斯（Theo Hermans）的「厚實翻譯」進而強調對原始文本的意義和脈絡的跨文化深度探索，他認為這種深度無法單獨在譯文中傳達，需要額外的文本機制，如附註（notes）和其他評論性注釋（critical apparatuses），而這些在本研究中也視為副文本。此外，翻譯理論家張佩瑤（Martha P.-Y. Cheung）進而認為，「厚實翻譯」是一種文化再現形式（cultural representation），它是通過「意義層次」（'layers of meaning'）展現具中國文化特異性概念的異己性（Otherness）。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1）文字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1990年）、（2）歷史詮釋學家邁可．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1992年），以及（3）比較哲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和大衛．霍爾（David L. Hall，2003年）所譯之《道德經》第一章經文起始句，通過三個意義層次觀察，即「詮釋層次」（interpretive strata）：（1）文本（text）：包括譯者在原文不同版本中的首選原文文本、用於支持其詮釋的其他古代或現代文本，以及這兩者如何幫助形成各自的譯文文本；（2）副文本（paratext）：譯者使用於譯文之外的文本篇章，即以前言、序言、後記、附錄、詞彙表等形式傳達對「道」更加全面的詮釋性文本；（3）脈絡（context）：以大量副文本形式傳達的、特定學術領域的詮釋脈絡（interpretive contexts）和手法，是由以上三種譯本的學者型譯者們，根據自身研究為基礎的翻譯中表現出來的，展現其來自不同學科在《道德經》研究中的卓越和高學術標準。結果發現，《道德經》的文本意義被各種因素所影響，例如原文版本的選擇和副文本中傳遞之各種不同的詮釋脈絡──即文本在詮釋過程中並非無改變，而是帶有譯者意圖，因而譯文結果亦受影響。由此進而發現，三種譯本在三個詮釋層次中對「道」的理解均有異處：原文文本其不同意義之產生，決定於其起源於不同的語言、歷史、社會、文化或哲學脈絡，透過附加到其相應之不同譯文的、帶有譯者意圖的副文本進行傳達──換句話說，副文本即為一種文本和脈絡之間的交互作用物（interactant）。整體來說，本研究認為《道德經》中「道」的「厚實翻譯」，可理解為其詮釋性表徵，其呈現不同之脈絡化的意義，在不同詮釋層次之間，以及透過不同譯者之間對話的二維相互作用中產生，從而塑造其產生之各種相異的本體論（ontology），並顯示出「道」的翻譯之必然性（necessity）、層次性（layerity）、多重性（plurality）和共同創造性（co-creativity）。然而，雖然詮釋各有不同，在這三種譯本中也發現了一個意義的匯合點，即本研究中認為是「道」的非教條性（non-doctrinality）。從此發現所延伸出來的觀點是，由於「道」的意義是共同創造的，故無普世的制高點來談論「正確的」或「最好的」翻譯，並合理化了對「道」的多元共同創造的詮釋，以譯者和文化之間對不同世界觀的建設性對話為其形式。上述發現提供了以下啟示，來重新思考翻譯研究中的若干概念：（1）「道」的一對一、字對字的「對等」（'equivalences'）；（2）有關「神話」與「真實」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問題；（3）從《道德經》遠古的口傳文化（oral culture）演變成至今未曾間斷傳遞其脈絡化的注釋、解經和翻譯，來重思《道德經》的「文本」（'text'）性質；（4）翻譯研究應進一步向跨文化人文學科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開放；以及（5）從《道德經》的透明並易於閱讀的「虛薄翻譯」（'thin translations'）中看到的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不兼容性（incompatibilities）。正是《道德經》翻譯的「厚實」（'thickness'）促進了對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反思理解，這在當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和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中具有重要價值。Item 史伯丁．葛瑞、安娜．德維爾．史密斯與艾瑞克．伯格森等三位單人獨白劇中的表演策略(2007) 張嘉怡; Philip Chang本論文藉由班雅明(Benjamin)的「歷史概念」(history)、列維納斯（Levinas）的「他者的倫理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與利普茲(Lipsitz)「相對記憶」(counter-memory)的概念探討史伯丁．葛瑞(Spalding Gray)，安娜．德維爾．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與艾瑞克．柏格森(Eric Bogosian)等三位美國劇場界中單人獨白劇裡的表演策略。此一探究表演策略主要是分析三位表演者如何運用外在的模仿，例如肢體動作、言談模式、服裝與聲調等，再現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此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是指於主流社會中被排擠至社會邊緣不具任何發聲機會的邊緣人。由於三者的作品，不論是在內容與形式上，均承襲由30至60年代發展出的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er)。因此，第一章除了追溯紀錄劇場的歷史背景外，亦探討其對史伯丁．葛瑞、安娜．德維爾．史密斯與艾瑞克．柏格森等人於創作上的影響。此外，筆者亦彙整評論家對此三位表演者的批評，並點出批評者於分析三位表演者作品時的盲點。 第二章著墨於史伯丁．葛瑞的《泳至高棉》(Swimming to Cambodia)與《盒中怪物》(Monster in a Box)二齣劇中如何藉由敘述與表演策略(narration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es)學習歷史真相過程中如何呈現劇中所謂社會/政治他者(social/political Other)。兩部作品均是以主人翁葛瑞敘述他自己的記憶(memory)為主軸。這些社會/政治他者是指《泳至高棉》劇中主人翁葛瑞於泰國拍戲時，所遇到在越南戰爭中存活下來的高棉人與泰國當地人。藉由與這些人的接觸，劇中人葛瑞得之關於高棉的歷史、美軍介入越戰的經過與美軍秘密轟炸高棉的活動。過程中，劇中人葛瑞了解到歷史真相的殘酷。《盒中怪物》則是描述主人翁葛瑞於尼加拉瓜為電影公司找尋拍攝題材時，經由與當地人接觸而得知美軍介入尼加拉瓜內政過程中，如何凌虐當地戰犯的歷史。 第三章探討安娜．德維爾．史密斯之《曙光:洛杉磯，1992》(Twilight: Los Angeles，1992)與《鏡中火》(Fires in the Mirror)二劇中史密斯如何運用她的受訪者的話語為其二劇的素材。除了探究史密斯如何以劇作者與表演者此二身分客觀地挪用訪談者的話語呈現他者之外，本章亦分析史密斯如何藉由模仿其受訪者的肢體與語言來呈現這些受訪者。《曙光:洛杉磯，1992》與《鏡中火》二劇均紀錄人們對於種族暴動後的想法與態度的作品。前者是紀錄於1992年發生於洛杉磯的暴動，導火線是一支為新聞媒體播放錄到白人警察毆打黑人的影帶；由於事後白人警察被宣判無罪而引起暴動。為了解造成暴動真正的原因，史密斯訪問了與此一事件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的想法。《鏡中火》則是一齣關於1991年發生在紐約黑人區暴動的作品。原由是猶太人駕駛闖紅燈導致一位黑人男童死亡與一位黑人女童嚴重受傷。數小時後，一群年輕黑人於街角刺死一位來自澳洲的猶太人。暴動於焉產生。如同《曙光:洛杉磯，1992》，此一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史密斯所訪問的人。 第四章討論艾瑞克．柏格森的《性、毒品、搖滾樂》(Sex, Drugs, Rock& Roll)與《歡樂屋》(Funhouse)兩劇中柏格森如何經由模仿所謂社會／文化他者(social/cultural Other)的肢體與話語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各眾生相之生活百態。《性、毒品、搖滾樂》紀錄了九零年代人們對於性、毒品與搖滾樂的態度；藉由此一態度與社會低下階層人物的描繪柏格森批判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例如毒品氾濫、性濫交、勞工剝削與犯罪問題。《歡樂屋》一劇則可被視為《性、毒品、搖滾樂》一劇的雛型，此一作品的重心在於描繪資本主義中上層與下層社會裡人們的生活百態，包含勢力的商人、流浪漢、假博愛主義者與失意的藝術家。如同葛瑞與史密斯的表演策略，柏格森的策略亦是模擬這些現實生活中人的語言、體態、行為舉止與聲調。 第五章除了指出三位表演者於呈現劇中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時無意識地將這些他者化約為語言，肢體與外表的元素之外，筆者亦探討「自我」（self）如何壓抑「他者」（the Other）的發聲，而「他者」又如何在壓抑、被動中尋得發聲的機會，展現與「自我」的不同。這種獨白往往因為政治意識或其他的意識形態而剪裁、選擇，甚或編纂了自己原先所經歷的事物，導致無法原始地呈現出歷史事件與切斷了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與人與自然等四面向於共時以及歷史的關聯性。所謂他者的生存境遇，是指他者在人與人，社會與自然等方面獲得的整體性認識和體驗。可以從共時性地解釋生存境遇與戲劇語言的關係，從理論上分析他者境遇是引起戲劇語言發生變化的主要動力；與歷時性地描述戲劇語言的變化，在實踐中核對總和考察他者境遇對戲劇語言的影響。因此，社會性（social context）與歷史性（historical context）時為探討他者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時必須考量的面向，而不能只專注於作品本身忽略當下的政治與社會情境，以避免如同葛瑞、史密斯與柏格森等人，於探討他者再現時所可能面臨的盲點。Item Untitled(英語學系, 2016-03-??) Tonglu LiThis article examines Mo Yan’s Sandalwood Death, a novel on Sun Bing, troupe leader of Cat Tune and participant in the Boxer Rebellion. Identifying more with localized folk culture than with the modern culture represented by either the new Westernized elites or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olitical class, Mo Yan, in Sandalwood Death, created a novel whose settings are the three interrelated realms of the everyday, the historical, and the divine. The first, “everyday” section of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ways in which human desire is fulfilled and contested in the mesh of pow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Boxer Rebellion, the attention of the narrator shifts to the historical realm, in which institutional violence is exercised and challenged. The realm of the divine comes as the negation of the bodily and the historical. In this divine space constructed by the carnivalesque performance of Cat Tun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erformers and spectators, human song and animal screams, the worldly and otherworldly, and even life and death are blurred.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that exists in people’s memory, this divine space uses the Cat Tune as its herald. For Sun Bing and his peers, the meaning of life is not found in self-gratification, but in becoming part of the people’s eternal memory, a memory that is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any of the institutional versions. Creating, disseminating and transmitting such a memory, these people are not insensitive onlookers to scenes of bloodshed, but passionate activists who speak and sing on their own behalf.Item Untitled(英語學系, 2016-03-??) Tonglu LiThis article examines Mo Yan’s Sandalwood Death, a novel on Sun Bing, troupe leader of Cat Tune and participant in the Boxer Rebellion. Identifying more with localized folk culture than with the modern culture represented by either the new Westernized elites or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olitical class, Mo Yan, in Sandalwood Death, created a novel whose settings are the three interrelated realms of the everyday, the historical, and the divine. The first, “everyday” section of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ways in which human desire is fulfilled and contested in the mesh of pow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Boxer Rebellion, the attention of the narrator shifts to the historical realm, in which institutional violence is exercised and challenged. The realm of the divine comes as the negation of the bodily and the historical. In this divine space constructed by the carnivalesque performance of Cat Tun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erformers and spectators, human song and animal screams, the worldly and otherworldly, and even life and death are blurred.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that exists in people’s memory, this divine space uses the Cat Tune as its herald. For Sun Bing and his peers, the meaning of life is not found in self-gratification, but in becoming part of the people’s eternal memory, a memory that is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any of the institutional versions. Creating, disseminating and transmitting such a memory, these people are not insensitive onlookers to scenes of bloodshed, but passionate activists who speak and sing on their own behalf.Item 日裔美國遷徙營別傳(2012/08-2013/07) 李秀娟這個研究計畫想要用五年的時間整理與閱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遷徙營 (Japanese American relocation camp)中一世(Issei)、返美二世(Kibei)、「叛國小子」(No-No Boy)、與白人的故事。自從1970 年代末期遷徙營平反運動興起，攸關遷徙營的歷史紀錄、 檔案研究、與文化批評等著述及出版品為數眾多，但是遷徙營的敘述卻一直到了1988 年平 反運動告一段落(1988 年美國聯邦政府正式向日裔美國族群致歉並向受害者提出賠償)，才逐 漸跨出平反訴求的侷限。簡單的說，平反時期的遷徙營敘述以爭取日裔族群的憲政民權為首 要任務，敘述的重點因此放在日裔美國人對美國政府之忠貞不二，以凸顯戰時種族主義對日 裔族群造成的侵權事實。在這樣的論述氛圍之下，出生在美國，生而即具美國公民身份的二 世(Nisei)自然而然成為平反運動的領導者；在二戰中自願加入美軍，為美國作戰的日裔美國 退役軍人(Japanese American veteran)也成為平反敘述中的要角。相對而言，二戰之前受制於 美國移民法令而無法歸化美國的一世；在美國出生，卻回到日本居住並接受教育的返美二 世；戰爭期間拒絕加入美軍的「叛國小子」；還有戰爭中或是參與日裔美國居民遷徙工作、 或是保持與日裔美國族群互動的白人--這些人的戰時經驗在平反時期的遷徙營敘述中，不是 遭邊緣化，就是完全不被提及。 一世、返美二世、「叛國小子」、與白人可以被視為現存遷徙營敘述中的「他者」(others)。 他們的故事，凸顯了遷徙營歷史歧出美國中心論述、日裔美國模範少數論述、日-美國族與 文化二元論述，甚至日裔美國人與白種人對峙之種族主義論述的張力。本計畫以「日裔美國 遷徙營別傳」為主題，即是希望能藉由閱讀與分析有關一世、返美二世、「叛國小子」、與白 人的文本，開發日裔美國遷徙營敘述或是內部幽微矛盾、或是向外延展跨界的論述潛力。除 了對現存歷史與評論等相關文獻的整理，本計畫目前暫時選擇了十部作品作為主要分析文 本：Rev. Yoshiaki Fukuda, My Six Years of Internment: An Issei’s Struggle for Justice (1957/1990)；Louis Fiset, Imprisoned Apart: The World War II Correspondence of an Issei Couple (1997)；Barbara Johns, Signs of Home: The Paintings and Wartime Diary of Kamekichi Tokita (2011)；Mary Kimoto Tomita, Dear Miye: Letters Home from Japan, 1939-1946 (1995)；Max Templeman, Kibei: A Novel (1979)；Jim Yoshida, The Two Worlds of Jim Yoshida” (1972)；Barney Shallit, Song of Anger: Tales of Tule Lake (2001)；David Mura, Famous Suicides of the Japanese Empire (2008)；Mary Woodward, In Defense of Our Neighbors: The Walt and Milly Woodward Story (2008)；以及Margaret Bane Eberle, The Gem of the Desert: A Japanese-American Internment Camp (2008)。十部作品中，前三部是有關一世的作品，接下來三部以書寫返美二 世的經驗為主；Shallit 和Mura 的作品是繼John Okada 經典小說No-No Boy (1957)之後，凸 顯「叛國小子」經驗的小說創作；最後兩部作品則由白人視角書寫遷徙營，也寫出了遷徙營 在日裔美國社群之外的影響力。十部作品中除了有三部出版於平反運動之前，其餘均是1990 年代中葉或是千禧年之後的出版品。這些作品的出版，當然也見證了日裔美國遷徙營敘述模 式與內容漸趨多元的走向。另外，我選擇了包括書信、回憶錄、傳記、(自傳式)小說等刻劃 「私密」家庭與個人情感的文類作為研究對象，為的是想從日常生活中個人的情感與回憶政 治的層面切入，改寫現存遷徙營敘述中偏向社群整體平反訴求、族裔身份政治考量的大論 述。具體而言，一世與返美二世的故事有助於我們將日裔美國移民史納入遷徙營論述，也幫 助我們看見日裔美國人在日、美兩個帝國主義之間斡旋、掙扎的跨國位置。「叛國小子」的 故事讓我們重審二戰期間日美社群內部的衝突與矛盾；而白人的視角則讓我們跳出遷徙營敘 述的少數族裔論述侷限，正視遷徙營歷史跨越種族，對美國當代社會與歷史廣泛的衝擊力。Item 日裔美國遷徙營別傳(2014/08-2015/07) 李秀娟這個研究計畫想要用五年的時間整理與閱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遷徙營 (Japanese American relocation camp)中一世(Issei)、返美二世(Kibei)、「叛國小子」(No-No Boy)、與白人的故事。自從1970 年代末期遷徙營平反運動興起，攸關遷徙營的歷史紀錄、 檔案研究、與文化批評等著述及出版品為數眾多，但是遷徙營的敘述卻一直到了1988 年平 反運動告一段落(1988 年美國聯邦政府正式向日裔美國族群致歉並向受害者提出賠償)，才逐 漸跨出平反訴求的侷限。簡單的說，平反時期的遷徙營敘述以爭取日裔族群的憲政民權為首 要任務，敘述的重點因此放在日裔美國人對美國政府之忠貞不二，以凸顯戰時種族主義對日 裔族群造成的侵權事實。在這樣的論述氛圍之下，出生在美國，生而即具美國公民身份的二 世(Nisei)自然而然成為平反運動的領導者；在二戰中自願加入美軍，為美國作戰的日裔美國 退役軍人(Japanese American veteran)也成為平反敘述中的要角。相對而言，二戰之前受制於 美國移民法令而無法歸化美國的一世；在美國出生，卻回到日本居住並接受教育的返美二 世；戰爭期間拒絕加入美軍的「叛國小子」；還有戰爭中或是參與日裔美國居民遷徙工作、 或是保持與日裔美國族群互動的白人--這些人的戰時經驗在平反時期的遷徙營敘述中，不是 遭邊緣化，就是完全不被提及。 一世、返美二世、「叛國小子」、與白人可以被視為現存遷徙營敘述中的「他者」(others)。 他們的故事，凸顯了遷徙營歷史歧出美國中心論述、日裔美國模範少數論述、日-美國族與 文化二元論述，甚至日裔美國人與白種人對峙之種族主義論述的張力。本計畫以「日裔美國 遷徙營別傳」為主題，即是希望能藉由閱讀與分析有關一世、返美二世、「叛國小子」、與白 人的文本，開發日裔美國遷徙營敘述或是內部幽微矛盾、或是向外延展跨界的論述潛力。除 了對現存歷史與評論等相關文獻的整理，本計畫目前暫時選擇了十部作品作為主要分析文 本：Rev. Yoshiaki Fukuda, My Six Years of Internment: An Issei’s Struggle for Justice (1957/1990)；Louis Fiset, Imprisoned Apart: The World War II Correspondence of an Issei Couple (1997)；Barbara Johns, Signs of Home: The Paintings and Wartime Diary of Kamekichi Tokita (2011)；Mary Kimoto Tomita, Dear Miye: Letters Home from Japan, 1939-1946 (1995)；Max Templeman, Kibei: A Novel (1979)；Jim Yoshida, The Two Worlds of Jim Yoshida” (1972)；Barney Shallit, Song of Anger: Tales of Tule Lake (2001)；David Mura, Famous Suicides of the Japanese Empire (2008)；Mary Woodward, In Defense of Our Neighbors: The Walt and Milly Woodward Story (2008)；以及Margaret Bane Eberle, The Gem of the Desert: A Japanese-American Internment Camp (2008)。十部作品中，前三部是有關一世的作品，接下來三部以書寫返美二 世的經驗為主；Shallit 和Mura 的作品是繼John Okada 經典小說No-No Boy (1957)之後，凸 顯「叛國小子」經驗的小說創作；最後兩部作品則由白人視角書寫遷徙營，也寫出了遷徙營 在日裔美國社群之外的影響力。十部作品中除了有三部出版於平反運動之前，其餘均是1990 年代中葉或是千禧年之後的出版品。這些作品的出版，當然也見證了日裔美國遷徙營敘述模 式與內容漸趨多元的走向。另外，我選擇了包括書信、回憶錄、傳記、(自傳式)小說等刻劃 「私密」家庭與個人情感的文類作為研究對象，為的是想從日常生活中個人的情感與回憶政 治的層面切入，改寫現存遷徙營敘述中偏向社群整體平反訴求、族裔身份政治考量的大論 述。具體而言，一世與返美二世的故事有助於我們將日裔美國移民史納入遷徙營論述，也幫 助我們看見日裔美國人在日、美兩個帝國主義之間斡旋、掙扎的跨國位置。「叛國小子」的 故事讓我們重審二戰期間日美社群內部的衝突與矛盾；而白人的視角則讓我們跳出遷徙營敘 述的少數族裔論述侷限，正視遷徙營歷史跨越種族，對美國當代社會與歷史廣泛的衝擊力。Item "Floundering between Worlds Passed and Worlds Coming": The Charm of the Unstable Balance in Henry Adams(英語學系, 2012-09-??) Myrto Drizou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Henry Adams flounder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rying to keep up with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predict the outcome of new social forces. For most critics, Adams's predictions express an entropic view of history or justify the ends of the American empir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role of time in Adams's historical theorization as a critique of his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and imperialist discourses.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Adams's historical essays, I show how the immeasurability of time frustrates his attempt to triangulate the future, and shapes his theory of history. For Adams, the future is inherently unpredictable insofar as the historian should ask "how long" man will keep developing new phases and "what direction" his genius can take. Adams poses this question in "The Education", as the historian becomes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who faces the new socioeconomic forces while keeping a critical mind against their ends. Adams thus reinstat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ritique when the limits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are hard to define.Item “[T]o be in touch with some otherness”: Memory, History, and Ethics in Brian Friel’s Dancing at Lughnasa*(英語學系, 2013-09-??) Yu-chen LinThe hybrid form of storytelling and drama in Brian Friel’s Dancing at Lughnasa (1990)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play’s escape from history. By contrast,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the play’s eccentric use of narrative in conjunction with representation is shot through with history in that it registers Friel’s poetics in writing a chapter of Ireland’s moral history against the official grain. This counter-history rests on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Mundys and the state in terms of ethics. At a time when the Free State aspired to an untenable economy to sustain the nationalist ideal of self-sufficiency, the Mundys suffer tremendously not only from economic stagnancy consequent upon state policies, but also from their estrangement from the state which defines them as the superfluous other. Dispossessed as they are, they still practice a gift economy which verges on the impossible not so much because they can barely afford giving as because, in its generosity to the other, this economy goes beyond the state’s self-other divide. This impossible gift is reconfigured, albeit problematically, by the narrator who makes sense of his past shared with his maternal family. Set in the 1960s, his memory narrative is ultimately framed by the playwright’s tribute to his maternal aunts as well as innumerable diasporan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hindsight of 1990, a tribute coinciding with Mary Robinson’s extension of hospitality to her audience on behalf of the new Ireland in her inaugural spe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