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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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近代臺灣新聞記者的社會實踐（1897-1947）(2022) 呂東熹; LU, Dong-Shi臺灣自1988年報禁解除之後，傳媒文化史的相關研究，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焦點之一，目前有關日治時期，專職新聞從業人員，如記者、編輯等職業身分之建立、轉換與回應時代變遷，雖已有零星研究，但都只在單一個人身分，或相互對照組之論述，或是歷史性的結構鋪陳，有關記者或編輯職業類型的建構與論述，尚無系統性的專論。本研究以記者職業為研究主體，原因主要有兩點：1.記者是臺灣在日治時期新興的職業；2.從事記者工作者屬於社會領導階層，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的日本人與臺灣人記者的人數記者擁有怎樣的學經歷出生地的背景如何？記者的在社會上地位又如何？記者在戰後初期，所面臨的課題，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至於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與範圍，主要是以日治時期傳統舊文人知識社群，以及新式教育下的知識份子，如何投入日本所引進的現代化報刊，成為新興職業──新聞記者的一分子；不管是傳統舊文人，或新式教育下的新知識分子，他們在面對日本帶進臺灣，具隱藏性的「同化」政策，他們的應對之道及產生的影響。這裡必須強調，本文不在論述或探討新舊文人的作品價值與內涵，而是著重殖民政府所建構，具有現代性的大眾媒體作為媒介的「文明陷阱」，傳統文人如何在這個新的文化展演空間，認識傳播平臺的現代性，以及自身轉變；而新知識份子，在吸納日本「現代性」之後，透過報刊作為論政基地，並建構臺灣人意識的過程。特別的是，新知識分子都同時扮演著「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雙重角色，本文乃透過歷史構面的回溯，進而檢視日治時期臺灣新聞工作者，如何經由大眾媒介的傳播平台反抗日本殖民體制的影響與意義，但這批具「市民社會」意識之「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新聞記者，卻在戰後很短時間內，已不見容國民黨體制，而紛紛退出新聞舞台。Item 吳濁流<波茨坦科長>英譯譯注(2020) 謝宛庭; Hsieh, Wan-ting吳濁流的一生跨越臺灣日治時期與二次戰後國民政府年代，自幼培養的豐厚日文與漢文素養，使其得以在兩種語言文化之間轉換自如。日治時期，吳濁流甘冒風險，以小說創作記錄殖民者的蠻橫不公、及身為臺灣人被殖民的哀愁。到了戰後光復年代，臺灣社會從一開始所抱持欣喜迎接國民政府、「回歸祖國懷抱」的情懷，到逐步認知來自祖國接收官員的貪污腐敗、巧取豪奪，乃至於二二八事件引爆的血腥衝突，在在凸顯了深受日本文化洗禮的臺灣人民與來自祖國大陸統治階層之間的矛盾。身處變動混亂的時代，吳濁流不改為歷史存真的勇氣，持續以文學創作，以寫實風格為光復後省籍矛盾的臺灣社會留下紀錄，作品充滿臺灣本土意識。此篇論文即以吳濁流戰後初期中篇小說<波茨坦科長>為題進行英譯譯注，旨在透過吳濁流筆下創作，讓不同語言文化的人士，亦能一窺臺灣那一段從被殖民過渡到類殖民的歷史時期與社會真貌。Item 種風信子的人不回家:莫妮卡•張《鹽之書》中的「回(迴)家」政治(2011) 陳子薇; Tzu-wei Chen本論文旨在探討越裔美籍女作家莫妮卡‧張如何在其第一本小說《鹽之書》中超出越戰的框架，重新探討越南人民的離散議題。在越南近代史中，越戰無疑是影響甚鉅的一章。因此，現今有關越南的文化及文學研究多著眼於此，以及越南人民被迫遠離家國的流亡經驗。在《鹽之書》裡，張並未提到越戰，而是將讀者帶回越南歷史上的法國殖民時期，藉此強調對於越南子民，去國懷鄉有更長且更深遠的根源。 本論文以《鹽之書》中的一則小故事為開端：種風信子的年輕人為了尋找讓風信子發芽的田地而離開越南，從此再未返鄉。這位年輕人的旅程由故事主人翁阿彬(Bính)延續，兩位旅者都在不斷地尋找可以替代故土的地方。在本論文中，我思考「回家」(return)與「迴家」(re/return)的區別。「回家」固然是穩定身分的傳統方法，歷經殖民、戰爭，回不得家的越南人，卻必須在「迴家」--迂迴曲折於家以外的旅途中--斡旋自我的身分。在小說裡，原生的越南人民成為了旅行者。他們離開家園後就未返家，而是「迴轉向」(re-turn to)一個又一個的陌生土地。 論文分成四個章節。第一章為論文概要。在此章，我簡述法國殖民文化對越南社會帶來的影響，藉此瞭解《鹽之書》如何描繪殖民史對越南的影響。第二章探討書中兩位越南人物，阿彬的爸爸「老子」(the Old Man)和阿彬的媽媽，一位沒有姓沒有名的女人(Má)。「老子」和阿彬的媽媽各以他們不同的方式把身為被殖民者這種模糊不明的角色，轉為嘲笑甚至批判西方疆界幻想的媒介。第三章討論《鹽之書》中的旅行論述。在阿彬遠離家園的旅程中，和「橋上男人」(the man on the bridge)的相遇是十分重要的歷程，也是阿彬從「流亡者」(the diasporic)變為「旅行者」(the traveler)的轉折點。《鹽之書》將阿彬描述成旅行者而非難民，書中用不同的觀點來討論越南裔的種族身分。第四章比較阿彬及其雇主，葛楚史坦(GertrudeStein)和艾莉絲‧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三位旅行者的離家經驗。我分析阿彬的旅行經驗，探討他如何「以旅途中的居所為家」(dwelling-in-travel)，並重新定義「家」的意義。在結論的部份，我回到種風信子的年輕人的故事，比較他和阿彬的旅行經驗相似及相異之處。最後闡明《鹽之書》如何將「離家」變成閱讀越南文學的傳統。Item 蔡秋桐小說的寫實風格(2018) 鐘靜嫻; Chung, Ching-Hsien蔡秋桐的小說具有寫實風格，描寫底層人物活靈活現，涓滴不漏的以台灣本土風味真實呈現，在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以台灣話文書寫的寫實創作，展現本土作家獨特風格。他寫作技法不避俚俗，以幽默、揶揄、諷諭方式，跳脫 賴和、楊守愚的「正面寫實」，而獨樹一格以「反面寫實」揮灑自如，成為具有時代語言的特色。 在他的小說寫實風格中流瀉，情節緊湊完整逼真、人物描繪舉手投足刻畫入微，他的小說在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中可稱為奇葩，雖在殖民體制內卻能感受被殖民者受制於體制外，在這個框架中蔡秋桐藉著舞文弄墨，在既定的社會氛圍遊戲潛規則下，他仍奮力守護底層人物，並非出蠻力去爭取，而是藉人、藉景、藉物如實呈現，以深入融合在暗喻中，伸張人民的心聲。 蔡秋桐的作品應該深受寫實主義的影響，充份彰顯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被殖民統治下，人民必須承受殖民者欲完成的任務，以致身心上遭受多重威脅、壓迫，因此，蔡秋桐藉由台灣話文書寫的形式反諷、諷刺時政以抒發情感。舉凡台灣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種種信仰習俗，蔡秋桐皆運用文字書寫爬梳，以旁敲側擊的批判。蔡秋桐擅長運用正話反說的技巧，諷諭當時日警的蠻橫無理，使用不公不義的手段，加重人民百姓的苦楚雪上加霜。 蔡秋桐身為「保正」處於百姓與警察之間，目睹一切只能以跳脫式書寫的技巧，以調皮、幽默的口吻，暫時得以舒展心中懊惱與不堪。蔡秋桐所認知的當時僅能以無言的抗議，故而用較溫和的台灣話語文來書寫，不但符合順應當時知識份子「文化啟蒙」的角色定位，就以台灣話文書寫風情民俗，更呈顯蔡秋桐具足寫實風格特異的超能力，並且將日治時期台灣小說、民俗文化刻烙印痕留下完整的紀錄。Item Postcolonial Redemption: Agamben’s Thought as Transformative Chrēsis(英語學系, 2014-09-??) Simone Bignall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Philosophers frequently take the Holocaust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While their concern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ptual operations underwriting the attempted annihilation of Europe’s internal Others is undeniably important, it is troubling how fa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colonial violence waged upon Europe’s external Others, and to the role played by philosophy in its justification and process. This general neglect on the part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to address reflexively its own past uses and imperial inclinations is all the more troubling because European colonization has a continuing legacy. Australia, for example, comprises an imposed settler society that remains unreconciled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t displaced. Is this problematic colonial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redeemable, and if so, then what might constitute a postcolonial redemption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Giorgio Agamben is one Continental thinker who has devo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to a notion of “redemption,” which is realized in an ethos of practice that he theorizes in terms of Pauline chrēsis, or “transformative use.” However, the relevance of Agamben’s concepts in non-Western situations is unclear, since he insists that his most influential paradigms apply only to Western political contexts and to the internal operation of European forms of political exception. I engage with the apparent insularity of Agamben’s Eurocentric Philosophy by testing whether his concepts and paradigms are “useful” for thinking about postcolonial justice in Austra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