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News
Browse
64 results
Search Results
Item 北宋初期朝政之研究(960-997)(2021) 楊鎮魁; YANG, Chen-Kuei本研究以太祖、太宗朝政為例，透過皇帝與宰輔的角度，藉以檢視朝政結構的形成以及會議運作的演進過程。唐中葉以後，中書門下體制取代三省制度，中書門下成為中央決策的核心；進入五代，樞密院從謀議機構轉變成軍務機構，逐漸與中書門下構成兩府體制，中書門下暨樞密院成為中央決策的新核心。宋太祖即位之後，仍舊延續兩府體制，任用後周宰輔處理政事；中期以後，宰臣趙普一人專政，宰臣之下設參知政事卻無議政之權，其後准予議政分宰臣之權；樞密院仍設使副，與中書門下輪流向皇帝奏事，互不相知。朝廷中央決策，悉由中書門下或樞密院與皇帝討論，皇帝裁決之；倘若無法，則下詔百官集議，集議後遞狀請皇帝裁決。至太宗初期，依舊延續兩府體制以及政務裁決流程，與太祖施政風格稍異，初期處理政務甚勤，裁決時依舊會與宰臣討論；然軍務雖與樞密院討論，但指揮調度悉由太宗將從中御，直至戰敗後太宗採納趙普建議，願與宰輔討論軍務。中期以後，太宗施政以清簡為主，除維持兩府體制外，也增設不少機構協助處理政務，設審刑院以慎刑、審官院以選官，升通進司、銀臺司以廣開言路。太宗與君臣互動方面比起太祖更為緊密，由於太祖個性嚴急，文臣皆畏於進言，惟獨趙普敢逆顏進諫；而太宗個性雖不似太祖嚴急，太宗卻喜與群臣討論，從談論中也可發現太宗自省之一面。歷經太祖、太宗統治之後，兩府體制已確立成型，而太宗中期以後的政務改革，仍在持續至宋真宗時期。因此，在宋真宗之後，中央決策以兩府體制為核心，並延續太宗中期以後的政治改革。Item 清朝治臺官員的「羅漢腳」論述(2021) 朱曼云; Chu, Man-yun清代臺灣歷史研究，時常將單一詞彙或概念套用到整個清治兩百年的期間。「羅漢腳」一詞的解釋亦有這樣的問題，釐清「羅漢腳」一詞的出現及其演變，即是這篇論文的目的。從乾隆27（1762）年的〈赤崁竹枝詞〉，和32（1767）年的「嚴禁棍徒藉屍嚇騙差查勒索碑」兩份史料說明「羅漢腳」一詞在臺灣出現的時機。進而探討「羅漢腳」一詞，如何被民間理解，又如何被立碑的官員運用，爬梳該詞彙出現的歷史脈絡。接著，以乾隆33（1768）年的黃教事件為中心。從官員處理這起事件的過程，到事件過後的善後報告，了解為何「羅漢腳」會與「社會動亂來源」拉上連結。乾隆中後期的臺灣出現多起社會動亂，在官員處理這些動亂的過程中，「羅漢腳」和社會動亂的連結已經定型。「羅漢腳」一詞隨著官員不斷用於描述動亂事件，故增加許多新的形象，並持續用於日後社會動亂的檢討報告。最後在道光13（1833）年，官員長期累積下來對於「羅漢腳」的各種負面形容，由陳盛韶整理記錄在《問俗錄》中。Item 余陳月瑛的從政生涯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2021) 陳品伶; Chen, Pin-Ling余陳月瑛是高雄黑派的接班人，亦是臺灣第一位女縣長。其在臺灣政壇活躍三十餘年，期間以無黨籍身分連任四屆省議員後，成為全省首位民選女縣長，隨後又以民進黨黨員連任，開啟高雄縣首次政黨輪替，被譽為「臺灣鐵娘子」、「高雄媽祖婆」，在高雄縣締造紮實的群眾基礎與深遠的影響力，為民進黨勢力進入南部奠下重要的基礎；是民進黨早期女性參政人物典範，象徵著一個時代女性參政者之縮影。本文旨在從余陳月瑛的政治生涯探究其對戰後臺灣民主發展之作用。1963年余陳步入政壇後成為推動民主政治運行的力量之一。在其省議員生涯中，與黨外人士聯合質詢，形成議會內「黨外十三人」的勢力，維繫著余家在高雄縣政壇之地位，為日後黨外勢力進入南臺灣奠基。在余登發案爆發時，與黨外陣營密切合作，成為橋頭遊行發動的關鍵人物，亦是余家政治命脈與高雄黨外勢力得以續存的關鍵。隨後受黨外徵召參選高雄縣縣長選舉，任內實踐「以民為主」的施政理念，政績受高雄縣民肯定，使余家班成為其時臺灣廣為人知的政治家族，亦為1990年代民進黨在南部的重要執政象徵。Item 從《末世薔薇》看帝俄白軍將領高爾察克─兼論影視文本在國中歷史教育上的運用(2021) 朱逸寧; Chu, Yi-Ning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內戰迄今已滿百年，這場撕裂俄羅斯人民的內戰，讓眾多俄羅斯人離散到亞洲、歐洲。相關白軍將領的歷史評價至今仍爭議不斷。本研究利用2008年上映的傳記電影《末世薔薇》，探討白軍將領高爾察克的歷史評價，因政治氛圍影響下的轉變，並以英雄色彩激起俄羅斯人民心中的「復興祖國」。此外，藉由此影視文本設計國中歷史教學課程，引導國中學生理解歷史人物評價，往往受到許多政治、民族主義等因素的影響。並激發國中生以「多元的角度」，理解與包容歷史人物，在時代的巨變與局限下做出的抉擇。Item 《青年戰士報》〈圖畫周刊〉與國軍再教育（1953－1957）(2021) 楊依菁; YANG, I-CHING1950年由國防部政治部(1951年後來改為總政治部)創辦《戰友週報》，1952易名《青年戰士報》，最初純為軍中刊物，於1957年開放社會大眾訂閱，以軍人跟社會青年為主要讀者，1950年代的戰後臺灣，軍人教育程度普遍低落的情況下，為了提高閱讀興趣，1953年《青年戰士報》開辦〈圖畫周刊〉漫畫專欄，每週五出版，利用圖像傳播實現「反共復國」目標相關思想觀念，對國軍進行再教育。《青年戰士報》〈圖畫周刊〉的漫畫作者有122位，漫畫作品主要來自政工幹部學校美術系師生之創作，如唐雨春、周政明、楊濟賢等人，另外則是戰後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外省籍漫畫家，如牛哥、佘殿臣(伯風)、陳金城等人，少數為三軍軍官士兵，如楊海輝，孫鍾鈞(5期/幼年兵)等人、以及社會人士例如青年學生陳誠(虎尾中學)、江漢東(台北師範)等人，各自展現不同漫畫風格；創作手法與圖像表現形式依漫畫內容不同而呈現多元的特色。《青年戰士報》的漫畫以國軍再教育為中心進行敍事。內容可分成「反共」、「愛國」、「時事」、「軍人素質」與「軍事現代化」等五種類別。反共漫畫方面，蔣介石認為1949年國共內戰中失利，是思想方面沒做好，於是國民黨政府強調中國共產黨竊據大陸禍國秧民，說明反攻復國，是拯救苦難大陸同胞正確的政策。愛國漫畫方面，利用國定假日所蘊含的歷史記憶，對軍中進行效忠領袖報效黨國的愛國教育，其可分為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事件、傳統文化節日共三類，此外藉由「關公」忠君愛國信念來加深士軍官兵的愛國情操，藉以增強民族主義的信念。時事漫畫方面，為了讓國軍對國際情勢有多一分了解與認識，漫畫家利用時事新聞來進行畫作。提升軍人素質漫畫方面，透過生活教育的模塑宣導，使國軍形體、團隊意識符合現代軍隊的要求。軍事現代化方面，特別強調武器裝備的保養與修護以及注重國防工業，以提升國軍戰鬥能力。政府遷臺初期，國民黨利用《青年戰士報》的〈圖畫周刊〉，貫輸反共愛國的精神之外，還同時提升國軍的素質。Item 宜蘭仰山書院文人及其制藝研究(2021) 黃文瀚; Huang, Wen-Han本研究曾通過109年度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計畫」，由仰山書院與師徒為出發點，逐一介紹宜蘭在地學子的作品，舉凡八股文、詩賦、散文等，由晚清至日本時代，探討其人活動對文學產生的影響，並剖析仰山書院文人群體的貢獻，架構出宜蘭地區科舉文學的研究。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步驟、文獻分析等。在特殊貢獻方面，發現楊士芳會試同年齒錄、介紹李望洋萬人衣與誥命聖旨、蒐羅蘭地八股文與士人履歷書，以及採用日人編輯〈宜蘭移住民史〉，新增相關的史料，補充前人未及之處。第二章「仰山書院與師徒」，查考仰山書院的顛末沿革，瞭解其營運方式、經費來源、開銷支出，以及歷來地方長官對於它的增建，書院山長對於教育的推動，並探討該院畢業學生的發展。第三章「仰山書院八股文教育」，根據宜蘭縣史館典藏的清代課卷，研究仰山書院的課試內容，就其學生學歷、師長教學、研習科目、寫作策略以及獎勵方法等項，進行實證探究，逐一展開分析。第四章「從噶瑪蘭城至紫禁城─蘭士考試取仕之路」，介紹蘭境唯一的進士楊士芳生平與作品，分析其齒錄，如何突破三代務農的窮苦背景；解析其八股文，如何發憤讀書考上進士。楊士芳雖未如其所願當上官職，最終返鄉擔任仰山書院山長，循循善誘，提攜後進。與其不同的是，從小一起讀書的同窗李望洋，雖三次未考中會試，憑藉著大挑一等候補甘肅試用知縣，勇於前往回亂戰區，在試用期滿後當上正印官，旋受到左宗棠的賞識而快速升官，一十三年後以河州知州實任官銜返回宜蘭。第五章「文人型鄉紳的崛起」，仰山書院的讀書人大多未仕進，他們留在故鄉共謀善舉，攜手合作，舉凡創建孔廟、勸捐廟宇、造橋鋪路、水利設施、書院私塾等，創造諸多的地方貢獻。 第六章「儒學教育的轉化─鸞堂與鸞書」，全臺鸞堂在清末至日初時期盛行，諸多信息顯示，其源頭皆指向宜蘭。鸞堂可視為傳統書院漢文教育的延續，鸞書也帶有科舉文體轉化的痕跡，進而釐清全臺第一本鸞書的歸屬，以及鸞賦何以出現與消亡的情形。 第七章「仰山書院文人抗日行為之辨正」，過去研究多視楊士芳、李望洋等人，以碧霞宮作為秘密基地，塑造其不事二主的忠貞形象；也將鸞堂戒煙不合作運動，歸至喚醒堂楊士芳，吹響抗日反攻的號角；更有甚者，不惜偽造史料與增刪作品，如碧霞宮建廟榜文與〈開生路論〉，力求洗白。然而，在檔案、報紙資料公開的時代，過去想掩蓋的歷史黑幕已然揭去，上述種種抗日的情事，純屬後人安排情節，天馬行空想像而來，與歷史上的楊士芳、李望洋等仰山書院士人的真實事蹟是大相逕庭的。 第八章「結論」，闡述本論文的總結與研究價值。 以上，宜蘭仰山書院的文人活動，大致分為「科舉時代」與「後科舉時代」二類，依循清代噶瑪蘭廳設治至日本接收宜蘭城的順時序列，來規劃章節內容，本研究架構也就具有了編年性。Item 《紅樓夢》賈寶玉眼淚的「情」詮解(2021) 黃子殷; Huang, Tzu-Yin《紅樓夢》無論創作意圖，其中「大旨談情」顯而易見，以「眼淚」為全書核心亦無庸置疑，然而過去研究卻鮮少將二者聯繫，並由小說主角──賈寶玉為此命題討論對象者。「眼淚」是「情」的具體呈現，又是小說作者有意選取的符號，更貫串整部小說之內涵。「眼淚」之起點為「甘露」，而「甘露」的給予者是寶玉的前身──神瑛侍者。那麼，此一環環相扣的系統下，小說所反映的「情」當作何解？本論文以「神瑛侍者∕賈寶玉」之「甘露∕眼淚」為脈絡，意在回到文本語境詮解《紅樓夢》「情」之論題。透過先秦以降之文學作品，乃至各地域之神話傳說中的「眼淚書寫」，梳理其中的「情」──「抒情精神」，再討論賈寶玉「眼淚」對先行文本的繼承，以此奠基，詳細分析文本中每一次賈寶玉「眼淚」情節中的時間與空間設定、人際互動模式形成、情欲觀點建構，回應「大旨談情」之立意。「神瑛侍者∕賈寶玉」之「甘露∕眼淚」的書寫，實際上不僅是人物形象塑造，更不只闡發悲劇意識，是作者「抒情」展現，扣合「意淫」概念，彰顯「情欲」辯證，並體現「世情」屬性。從「甘露」開始，賈寶玉一次次「眼淚」建構的「情」，是真正闡揚中國文學的情本思想，更以此在情與欲間展現流動性，在世俗認同與浪漫理想間如實反映矛盾不安，進而在神話與寫實的悖反間、詩學與敘事學的文類融合上，取得實際意義的成功。Item 明中晚期重意思想之演變——以王一庵、王塘南、劉蕺山為核心(2021) 李慈謙; Lee, Tzu-Chien明中晚期，由陽明四句教所引發「混良知為情識」的流弊逐漸受到陽明後學的討論與重視，「重意思想」也就此產生。有別於以往陽明後學們視良知（心體）為主宰的工夫討論型態，有其他陽明後學開始提出以「意」為中心的思想理論，並試圖透過改變、提升「意」的地位，使「意體」成為實踐工夫的入手處。他們的目的在於凸顯陽明良知教中「意」所本有的「好善惡惡」之向善性，「意」不再是陽明四句教「有善有惡意之動」中，隨著後天情識搖擺而時善時惡之「意」，而是成為一具有「向善性」的「意體」。「重意思想」主要是討論次種具備「向善性」且能等同於「獨」之「意」，此種思想的出現，彌補了中晚明良知學「狂放恣肆」、「近似於禪」等批評聲浪，也在一定程度上補強了陽明四句教理論中對「意」二重性解釋而產生工夫落實上的漏洞，更能深入了解中晚明良知學的發展情況。而主張以「意」作為本體背後的問題意識，以及對「誠意」、「慎獨」工夫理論新的詮釋與作法，皆是本文討論的核心範圍。 本文以明中晚期「重意思想」三位代表人物：王一庵、王塘南、劉蕺山對「意」的概念演變分析。從「重意」角度背後的問題意識出發，三者除了對「意體」的重視外，也有不少對「幾」、「獨」概念的相關討論。本文透過對三者「重意」理論的討論，補足歷來對「意體」思想發展脈絡在細部討論上的不足，以及三者「重意理論」對於中晚明良知學發展的影響與意義。Item 江戶時代詠櫻漢詩之文化意涵研究(2021) 吳雨璇; Wu, Yu-Hsuan櫻花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風土景物之一，早在王朝時代就已有可觀的詠櫻和歌，相較之下，詠櫻漢詩卻要到江戶時期（1603－1867）才大量出現。江戶時期是日本漢詩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不僅創作技巧成熟、優秀詩人輩出，更重要的是，此時期漢詩出現「本土化」傾向，不再以中國為唯一價值標準，是以本土風物、典故亦能入詩；另一方面，江戶時期的櫻花從「貴族之花」轉變為「庶民之花」，不僅成為新城市江戶的象徵，更進一步擴大為全日本的象徵，櫻花遂被賦予表彰日本獨特性之任務。在此背景下，詠櫻漢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實非偶然，其背後原因與櫻花意涵的轉變密不可分。筆者認為，江戶時期的詠櫻詩便是藉由書寫本土素材，嘗試抵抗中國美學價值，進而樹立自我文化認同的最佳例證，從中亦可見國族意識萌芽之跡象。本論文藉由主題式的歸納與觀察，嘗試陳述詠櫻詩背後的創作動機與文化意涵，並以中日比較視野觀照其發展歷程與脈絡，從中揭示江戶時代詠櫻漢詩中挺立的「和魂」。Item 從個體解構到國族重構：馬華七字輩世代小說中的國族想像(2021) 王治平; Wang, Chih-Ping1957年，馬來亞脫離英國政府殖民，獲得完全的獨立，在地華人同時與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族群共同取得馬來西亞公民身份。一直以來，華裔人口數是馬來西亞佔數第二的族群，卻時常被馬來人視為「馬來西亞的寄居者」，並抱持著「馬來人至上」的理念主導國家政策。七字輩馬華作家藉由小說指陳馬來政府如何行使諸項不公不義之政策，將馬來西亞華人打壓至邊緣處境，成為次等公民，並重申華人對馬來西亞民族的想像，堅定國族認同之立場。 七字輩馬華作家之成長背景，正值馬來西亞政治主體漸趨穩定的時期，對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已然成型，對原鄉文化之定義亦與前代有所不同。原鄉本指傳統中國文化，時移境遷，中國文化與本土文化混雜為一體，成為當地華人特有之文化，原鄉文化之意義亦有所流轉。七字輩馬華作家將中國性、本土性融會於文本之中，以表彰不同的文化立場，但整體而言，相較於前代，已更趨於本土化，甚至往世界化發展。 檢視七字輩馬華作家小說文本之特徵，即可見其先個別解構由馬來人主導之官方論述，以小寫歷史（histories）的手段取代大寫歷史（History），突破馬來西亞官方刻意營造的失語困境，重新取得建構國族想像之闡釋權，藉個人敘事解構宏大敘事，亦是對身份的再建構。同時，七字輩馬華作家向內尋找族群之根、向外追求族群和諧，以重新構築國族想像。最終，在書寫本土的同時，期望面向世界公民之視閾，尋找國族想像的未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