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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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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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衡的森林:戰時體制下的太魯閣林業開發(1941-1945)
    (2012) 張雅綿; Chang, Ya-Mien
    木瓜山事業區北半部之太魯閣區,自古斤釜未入,1937年(昭和12年)底「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設立,使之受到更高規格的限制開發。日本領有臺灣以來,對於山林經營始終以國土保安為基本理念,因此在山林開發皆必須遵守植伐平衡的原則,以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國立公的設置可視為山林保護理念之極致,也限制了山林的開發與利用,雖曾有人提議將國立公園地域區分為普通及特殊地域,而將普通地域妥善經營利用,達到保護與開發的最佳平衡,但官方始終未鬆動對國立公園內的保護限制。 1941年(昭和16年)設立的南邦林業株式會社,是集結全臺灣木材業者而成立的特殊會社,唯一任務是供給軍需用材,為政府服務的意味明顯,但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及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等具官方強烈意志國策及統制會社有所不同,會社營運不具特殊與強制力,向各地業者收購木材而供給軍部使用。南邦林業在成立之初,即開始向官方申請林木伐採事業地,其中尤以供給針葉樹材的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最為重要,然因該區域位於國立公園境內,加以地勢陡峭不易開發,縱使多次發文催促,仍卻苦候不得許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對於木材的需求日益高漲,但向來依賴的進口木材卻不易進口,1942年官方實施木材實施統制及配給工作,依照重要性配給木材;在配給木材的同時,官方亦致力於增產木材。在木材增產的壓力下,官方固守的植伐平衡守則逐步崩解,官、民營林場都無法維持既定的伐跡地造林原則,臺灣山林因戰爭需求快速消耗著。 在此窘迫的情形下,1943年(昭和18)年臺灣總督府批准南邦林業經營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此舉代表官方棄守山林保護政策的最後防線,此後臺灣森林伐採完全失衡,一切以戰爭供給而努力。南邦林業株式會社取得太魯閣大山事業地開發權之際,各項物資納入統制管理,人力、資材皆取得困難,然南邦林業卻能夠在1944年(昭和19年)進行運材系統架設工程,可見南邦林業開發太魯閣的特殊意義。縱使太魯閣大山事業地甫運出木材不久,即因日本戰敗而告中止,未能完成供給軍需的任務,但其在國立公園內的開發事業,亦代表著日本放棄統治臺灣以來,對森林經營採國土保安及植伐平衡為原則之永續經營理念的分水嶺,此後一切皆以軍事木材供給為最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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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變遷
    (2012) 黃慧禎; Huang, Hui-Chen
    漢人移民來臺,營造地方性的公共空間,主要是建立在宗教寺廟的神權之上,以共同的祭祀活動,帶動族群的認同,以神明的神聖性來爲人民消災解厄,祈求平安、降福,因此寺廟的神權成為民間的權力中心,是民眾共同承認與信賴的所在。龍山寺建寺至今已逾二百七十年,其中歷經三個不同的政權,其功能也隨著政權的更迭而轉變。 日治時期是臺北由早期移墾的農業社會,邁向現代化工商企業組織的過渡期。臺北作為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中樞,在日本計劃性的建設下,交通、市容、經濟、社會都隨之改變,使臺北成為現代化的都市,臺北鄰近的市鎮也隨之發展。日據時期的臺北社會已逐漸脫離地緣、血緣色彩,走向社會功能或社會需求的取向,由閉鎖而開放。艋舺也由地域濃厚的移民街庄,逐漸轉變為臺北市的一部份,龍山寺也因交通的便利,神明的靈驗,歷史的悠久,信眾的廣佈,突破地域的界限。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不僅跨越地域、漢人族群,甚至是超越種族。日本官方人員基於政治動機,而日本民間人士因佛教信仰與地方傳統的特性,親身參於龍山寺的宗教活動並慷慨捐贈,與其他寺廟的信眾來源相比,顯見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異質特性。 關鍵字:艋舺龍山、日治時期、宗教、祭祀、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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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地方大廟─經濟發展與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之宗教變遷
    (2012) 林怡秀
    本文以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的發展為研究主軸,探討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之關係。本文從祭祀圈、寺廟管理組織、社會領導階層以及迎神賽會等四大指標,分析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過程。 慈鳳宮創建於乾隆年間,主祀媽祖,祭祀圈範圍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經漳泉移民的捐金獻地,延續香火,使慈鳳宮持續成長,日治時期已擴張至整個屏東街市,在地方社會上扮演政治、經濟、教育等角色,是屏東街市重要的信仰中心。 屏東街市因新式糖廠的設立,導入交通革新、現代商業等變革,使工作機會增加,移入人口增多,經濟快速成長。在此發展背景下,促使屏東街市成為屏東平原的政經中心,取代原先的東港,而位居屏東街市中心的慈鳳宮,隨著屏東街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下,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小廟,經歷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各項建設,其地位逐漸成為地方大廟,信眾分佈範圍逐漸擴大,超越屏東街市的行政區劃,打破原先的祭祀圈,部分信眾甚至遠及新竹一帶。這樣日益擴張的信仰範圍,也反映在每年盛大的迎神賽會中,經由宗教活動的熱絡,可看出地方社會繁榮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有餘裕,才能持續支持地方宗教活動。反之,迎神賽會的盛大,亦可吸引更多人潮的聚集,有益於地方經濟發展與慈鳳宮信眾分佈範圍的擴大,由此可知,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是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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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我臺灣—日治時期新美術中臺籍畫家的繪畫題材
    (2018) 蔡介倫; Tsai, Jie-Luen
      本文主要以臺、府展為中心,並輔以台籍畫家參與的日本官辦美展、民間畫會與美術團體,探討日治時期台籍畫家的繪畫題材選擇。從日治時期台灣新美術發展以來,台灣的美術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就不斷的面臨題材選擇的問題。而日治時期引入臺灣的新美術除了水彩、油畫等西洋繪畫,還有在臺、府展中佔有一席地位的東洋畫,同樣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提倡更為貼近現實景物的描繪,而在幾位學校老師在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木下靜涯、鄉原古統等人推薦下,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台灣教育會,於1927年舉辦了具有一定教導與教育意義的臺灣美術展覽會,並隨之帶動了台灣民間美術團體與展覽會的蓬勃發展。此時期台灣美術展覽會中的繪畫作品的題材提倡並表現臺灣「鄉土特色」是學界普遍的共識,但是在眾多的題材類別中,要認定哪一種題材最能夠做為表現「臺灣」的題材卻是相當困難的。本文希望透過宏觀的歷史文獻比較研究,以及針對日治時期展覽會中台籍畫家的題材進行分類與量化統計,並分析其表現出的現象,並解釋日治時期台籍畫家在不同時空環境與背景下,用何種題材來表現臺灣,以及這些作品中的臺灣題材對於台籍畫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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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土水藝術成就之養成與社會支援網絡研究
    (2016) 張育華; Chang, Yu-Hua
    黃土水(1895-1930)幼時生長在木匠家庭,並學習民間神像雕刻的技藝,耳濡目染造就對木雕的興趣和喜好。出身寒微的黃土水,透過新式教育洗禮,憑其智力與努力突破家庭經濟的障礙,不但進入國語學校就讀,並受到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的提拔,得到東洋協會的學資補助赴東京美術學校學習雕刻,成為臺灣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的藝術家,以具有「台灣特色」題材為創作主題,活躍於日本及臺灣的藝術文化圈,成為臺灣近代美術先驅。 藝術專業化讓黃土水獲取社會地位,卻也因「雕刻」材料必須耗費大量的金錢,終其一生在金錢和時間之間拔河。除了創作帝展作品,在總督府官員的仲介之下,黃土水受邀為日本皇室訂製藝品,吸引日臺紳商向他訂製人物胸像。在資本主義的消費市場框架之下,黃土水除了努力「生產」,還必須主動利用傳播媒體和人際網絡提振藝術品的「消費」,建構自己的藝術市場。黃土水如何在不同的時機,憑藉何種機緣、條件,如何進入這些權力機制,維持藝術的自主性,進而去實踐他理想中的「福爾摩沙藝術」。日治時期的政治、教育、經濟及文化制度對其藝術生涯又什麼樣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方向,在廣闊的社會脈絡中,從歷史與社會的整體性角度重新檢視黃土水,以其人物研究來深入討論日治時期的藝術家所經歷的時代樣貌。透過新史料的發掘,重新建構黃土水的歷史圖像,探討雕刻技藝的學習及養成,參加日本官展的目的與意義,藝術風格遞嬗的轉變,從中思考「政治權利」「人際網絡」、「傳播媒體」與「藝術品」的互動關係與流動意義。黃土水研究不應只侷限在意象思維和精神性的討論,具體地重構黃土水日常生活的情境,放置在一個巨大而密實的人際網絡之中,關注藝術背後的社會現實與經濟的動因,建構更為真實的日治時期臺灣藝術的圖景。藉此動態的發展過程,探尋支持黃土水藝術成就的社會基礎,由此理解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在傳統和現代交織的文化表現,如何在具體的社會情境與歷史過程中形成、發展,探求其在社會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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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日治時期漢人飲食文化之變遷:以在地書寫為探討核心
    (2012) 侯巧蕙; HOU, CHAO HWEI
    本論文的內容,主要呈現台灣日治時期漢人的飲食文化。1895年台灣脫離中國清朝,接受日本近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隨著大批日本人來台,日人的風俗民情、生活習慣被引進台灣,日本飲食文化更是深深影響台灣人;然而,歷來有關台灣飲食文學書寫之研究,則多著重於戰後的書寫。所以,本文主要參考日治時期台灣文人書寫的回憶錄、自傳、小說,來了解當時台灣漢人的飲食文化。 首先,本文應用Sidney W. Mintz的飲食理論,來說明台灣漢人在日治時期內在飲食口味,受到外在環境影響的轉變,並分別由「總督府的飲食衛生政策」及「日本新式教育」兩個面向來討論。日人推動衛生工程建設、飲食衛生管理規則及市場環境衛生改善,使得台人在飲食衛生習慣上能更接近日人。另一方面,從公學校使用的國語教材、中學校的住宿生活以及新生代知識分子的留日經驗,皆可看到日本的飲食文化,透過新式教育的方式滲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中。接著,本文藉由分析日治時期小說中使用的飲食題材,從多個面向來觀察社會不同階層的飲食文化,探討台灣日治時期漢人的飲食文化,並獲得以下結論。第一,文人雅士或富豪人家透過東洋式的飲食消費,展現自己的階級地位及品味;第二,農家和勞動階層的飲食主要以番薯、稀飯、醬菜為主,反映出大眾階層生活窮困的狀況;第三,進入戰時體制的台灣,因物資嚴重缺乏,食物採取配給制度,造成人民糧食不足。本論文以台灣在地文人之書寫,來討論當時台灣漢人的飲食文化,期望藉由本論文的撰寫,能讓台灣日治時期漢人的飲食文化面貌更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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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地位崛起之考察
    (2011) 李佳洲
    在清代台灣的媽祖廟中,台南大天后宮由於是府城的祀典官廟,可說是地位最高者。其後因日人治台,台南大天后宮不再是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北港朝天宮繼之崛起。 朝天宮在清代即享有知名度,日人治台後,由於總督府國家權力介入,以及地方領導階層經營得宜,因此全台各地紛紛往北港進香、迎請北港媽,讓北港朝天宮成為台灣最富盛名的媽祖廟。日人更喻之為台灣媽祖信仰的總本山。因此,本文透過日治時期報章的考察,探討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崛起之因素,更進一步瞭解日治時期台灣幾個有名的媽祖廟與北港朝天宮之間此消彼長的情形與發展脈絡。 本文試著以日治時期的北港朝天宮為主體,聚焦在以下三個主題的探討:(一)考察北港朝天宮媽祖信仰崛起之因素。(二)詮釋日治時期各地媽祖廟前往北港朝天宮進香的現象,並以中部地區的彰化南瑤宮、大甲鎮瀾宮為例來加以說明,並討論這兩座廟宇對北港朝天宮媽祖信仰地位的影響。(三)分析北港朝天宮媽祖落府城的起源,探討此一活動究竟是是謁祖進香?還是繞境?亦或迎請媽祖?其所引起的效應為何?對北港朝天宮崛起影響又為何? 透過上述三大主題的探討可以發現:北港朝天宮在日治時期眾多媽祖廟中崛起主要是總督府之宗教政策及北港地區菁英共同經營的結果。其次是彰化南瑤宮與大甲鎮瀾宮這兩個自清代以來即前往朝天宮進香的進香集團,在日治時期頻繁的進香活動,更推升了北港朝天宮的地位。另外,北港媽祖落府城的慣例及台南民眾熱情的歡迎亦為北港媽祖信仰地位發揮了推波助瀾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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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語教科書之研究-以《臺灣語教科書》為例
    (2011) 賴欣宜; Lai Hsin-yi
    日治時期為了因應語言溝通的問題,總督府官方及民間有心人士對於臺語學習刊物的出版可說不遺餘力,除了有各項專業領域的臺語教科書、期刊之外,尚成立了不少的研究會。同時,警察制度的實施是日治時期統治臺灣一項極重要的手段,警察人員是第一線與民眾密切接觸的重要執法人員,其臺語能力的熟達也自然成為相當重要的條件。 本文透過日治時期官方訓練機構「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所出版的練習生《臺灣語教科書》,除介紹全書的編排體例、內容之外,並透過其中重要的「語形教學」部分,分析其教學內容的編輯要旨與內涵;再來則探討當時臺灣語書面語的形式:包含臺灣語假名的使用情形,在本書裡已有成熟完整的系統,以及在借音及訓讀字使用的比例上,訓讀字多於借音字,異於一般以臺語為母語人士的書面作品以借音字為主要手段,是其特色;最後利用語用學當中的言語行為及合作原則兩套理論,歸納出本書做為以警察為對象的語言教材,所蘊含建構的權威式的語言風格。 一方面理出日治時期臺灣語教科書的特色與價值,一方面可以古鑑今,提供現代的語言教學材料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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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屬性統合與主體性建構――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對台語歌謠的采集整理及傳播
    (2016) 周華斌; Chou, Hua-Pin
    本文係探討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對台語歌謠的采集整理及傳播,主要將當時在台日人的台語歌謠采集整理活動發展作為一種態樣,回歸於當時殖民場域、文化空間的大環境觀察,以鳥勘探討殖民者於台灣進行的從屬性統合與殖民主體性建構,以及殖民統治本質、殖民論述、殖民知識生產,監控規訓、改造「國民」身體等手段。其中,一併爬梳當時日人的台語學習研究發展概況,以觀察其與台語歌謠采集的關聯性。同時,梳理日人的台語歌謠采集概況,並觀察其書面記錄形式,甚至觸及殖民者的白話台語建設工程議題。雖然論文議題鎖定於在台日人,然為讓台語歌謠采集發展的整體面貌較清晰,相對於殖民者的從屬性統合、主體性建構、殖民論述,本文也用小篇幅探討被殖民的台灣人於台語歌謠場域的抵殖民論述、文化及鄉土認同、改善台灣人本身素質的進步觀等主體性建構表現,以作為對照性的研究。另,針對警察涉入台語歌謠場域的現象加以觀察,例如查禁、配合宣傳歌的政策宣導、現代社會教化,以管控、規訓台灣人,鞏固殖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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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的變遷及女性地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學系, 2010-01-??) 翁聖峰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常以被殖民、被壓迫居主流,但日治時期文學尚有許多不同樣貌的文本。描繪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作品的研究,目前對這類不完全等同以往「被殖民」論述的作品尚有許多開展空間。日本殖民期間,台灣正體驗著現代化脫胎換骨的歷程,經歷「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的女性新興職業,這類職業在文學作品,成了具有時代感與「新文化」性質的文本。因官方及民間倡導廢除纏足、興辦女學、鼓勵就業,日治文學出現了相映題材的作品。目前有看護婦、女教員、交換姬、採茶女、女優、煙草女工、女車掌、織襪女工、紡織女、產婆、藝旦、一般女工等作品,本文嘗試關注女性地位的變遷,不同作家如何詮釋職業婦女,各報章媒體對職業婦女及文學有何不同描摹與評價,在日本人、台灣人間是否有差異,於新舊文學、詩、散文、小說如何描寫職業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