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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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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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Song of Ariran and the Question of Translation(英語學系, 2018-09-??) Suk KimA quasi-autobiographical text recounting the lifelong journey of a Korean revolutionary named Kim San (a.k.a. Jang Jirak), Song of Ariran (1941) emains a unique work offering an intimate view of the incessant political strife into which East Asia was throw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text stands out from many hagiographic works of its genre through the way that its narrator casts his political peregrination—one that takes in nationalism, anarchism, and communism—under a thematic rubric of compulsive failure. One outcome of this avowal of failure is an aporetic logic of narrativity, whereby the text is structured around a desire to invest meaning in experiences that consistently resist such signification. But the theme of failure in Song of Ariran extends beyond its probing of the problematic boundary of life and writing. For in acceding to the offer of a joint literary project with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Nym Wales (a.k.a. Helen Foster Snow) in the foreign medium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Kim San in effect raised the question of failure to the text’s formal level by problematizing the idea of translation as a derivative form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By drawing on Naoki Sakai’s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of translation as “heterolingual address,” my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a text like Song of Ariran for our time lies not so much in the moral or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its textual content as in its positing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special form of literary readership, which Kim San enacts via the traces of incommensurability arising from his collaborative encounter with his American writing partner.Item 臺灣布袋戲英譯初探:霹靂布袋戲劇集英譯譯注(2019) 陳宣; Chen, Hsuan布袋戲自十八世紀中葉傳至臺灣以來,歷經了許多革命性的變化,也因此成為許多專家學者研究的重點。然而,大多數文獻偏重討論臺灣布袋戲的歷史與發展,或是布袋戲中使用的臺灣閩南語,而鮮少觸及翻譯這塊領域。臺灣布袋戲經歷過豐富的歷史及政治背景而演變至如今的樣貌,蘊含複雜的文化意象,加上使用的是臺灣閩南語,因此英譯實為一難題。而目前的現代臺灣布袋戲當屬霹靂國際多媒體為龍頭,將此一民俗表演藝術與多方科技融合,形成一種新的現代產物。此篇論文將提供筆者自翻的霹靂布袋戲劇集系列一集,並附上注釋作為譯注。霹靂布袋戲以閩南語為口頭語言而國語為影視字幕,此文以翻譯國語字幕為目標,透過布袋戲國語字幕的英譯讓來自不同文化、說不同語言的朋友也能欣賞臺灣寶貴的藝術。此篇論文旨在透過筆者初步的嘗試,以期為臺灣布袋戲吸引更廣大的關注,並展現此種文化翻譯文本的可譯性,未來期望有更多學術界的專家能可更進一步研究臺灣布袋戲的英譯,讓此臺灣本土文化為國際所了解,發揚光大。Item 從《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的日中兒童改寫本看情色元素的操縱(2019) 涂瑋瑛; Tu, Woei-Ing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光復書局「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在臺灣兒童文學界都佔有重要地位,兩套選集都是從日文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改寫作品,卻都抹去了日文源頭的痕跡。收錄作品中有些原作是非兒童文學作品,含有兒童不宜的元素。本研究以情色元素為主題,研究文本為《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比對收錄於兩套選集的中日文版對情色元素的操縱。 比對結果顯示偕成版、講談版、東方版將幾乎所有情色元素「淨化」,小學版與光復版則保留較多情色元素與故事細節,但也會刪除或淡化過度情色的部分。改寫本遇到劇情需要必須保留部分情色元素時,傾向貶低女性角色,維護男性角色的正面形象。比對過程中也發現,日文改寫者決定了大多數對於情色元素的操縱,而中文譯者幾乎照單全收。改寫本的出版年代不同,比對結果的差異顯示社會與兒童文學價值觀隨時代演變,對於情色元素的接受度逐漸提高,改寫本能保留的細節也更多。Item 整體式與分項式翻譯測驗評分之等化: 多面向羅許分析模式(2016) 陳德海; Chen, Te-hai英文在台灣的教學環境中是主要的核心科目之一,而且在普通高級中學英文課程綱要中,培養學生中英翻譯的能力也是其主要的目標。在重要的升學入學考試如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科目考試中,中譯英常常是測驗題型的其中一種。翻譯評量的給分本質上是相當複雜的,採用何種評分規準以及評分者的合適與否皆對於判斷受試者的表現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旨在檢視現行翻譯測驗題型中分項式給分的效度,並為翻譯測驗的效用提供實證。 本研究亦提出整體式評分規準為現行分項式給分之替代方案,並檢視兩者能否平等地評量考生於翻譯測驗中的表現以及評分者的專業程度與評分經驗是否在某些程度上影響他們評比受試者們的作答。本研究採用多面向羅許模式 (Many-Facets Rasch Measurement Model)來分析實際資料,期盼能透過實例來檢視翻譯測驗的分數與評分者專業程度及評分經驗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整體式與分項式評分規準應用於翻譯測驗的優點與缺點將會被仔細的檢視與探討。Item 運用多面向羅許測量模式分析指考和學測翻譯試題(2015) 蘇芷瑩; Su, Jhih-Ying在台灣的英語教學現況中,「翻譯」不僅列入普通高級中學英文課程綱要中的核心能力,也是大學入學考試中的考試題型之一。因此,教與學當中,翻譯為不容忽視的語言能力。在翻譯試題中,評分者扮演極其重要的關鍵角色,因為評分者可以用分數去評斷考生能力,然而評分包含眾多複雜的因素,像是評分者本身內在學術知識、過往評閱試卷經驗,或是評分者個人特質,皆有可能影響評分的嚴厲或寬鬆程度。因此,本研究應用多面向羅許模式(Many-Facet Rasch Measurement Model)去檢驗評分者特質(評分者經驗)對於翻譯試題評分的影響程度以及多面向羅許模式如何看出四個因素間(考生能力、評分者嚴厲程度、評分者經驗、考題難易度)的交互作用。參與此研究的受試者為二百二十五名來自北台灣的四所高三學生。研究結果顯示評分者經驗在某些程度的確會影響評分,包含過往批改經驗促進了評分效率、對考生答案更為敏銳與有較大的彈性空間……等。然而,評分經驗並不是評分品質優劣的指標,即使是新手評分者,若能仔細詳閱批改說明與標準答案,並且謹慎批改試題,也能提升自身的評分品質。本研究對於在中學擔任英語科老師能有極大的啟發,英語科老師不僅只有教學,也要懂得如何批改翻譯試題。在翻譯考試中,只依循原始分數去評斷學生翻譯能力與翻譯考題難易度並非客觀,若能在施測中,同時使用多面向羅許模式去檢驗四大因素(考生能力、評分者、評分者經驗、考題難易度),相信不僅能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狀況,更能隨時調整自身的評分狀況。Item 翻譯練習在台灣高中英文寫作教學之定位──師生行為與態度研究(2004) 王滿芳本論文主要探討翻譯練習目前在台灣高中英文寫作教學中之定位。有關「翻譯」寫作題型近年由於在升大學「推甄」、「學測」及「指考」中取消,因而使其失去傳統大學聯考時代做為考試題型而具引導平日教學之影響力,加上大考中心開發更豐富、多樣的寫作題型,以及主流溝通教學法之指導作用情況下,因此確有必要探究、了解平日英文寫作教學活動和月考翻譯寫作命題方面,高中教師對使用翻譯的行為、態度是否受上述因素影響而有所改變?以及學生對接受翻譯練習的態度、行為表現是否有所不同? 有關教師部份,在設計與翻譯練習有關的問卷題目後,以筆者任教學校內的13位英文教師為研究對象,依教學服務年資深淺每10年做一區隔,共分三組,請其勾選填答問卷,然後再針對教師填答部份予以更深入訪談。從問卷調查、訪談及蒐集月考翻譯試題所獲結果,加以比較、分析討論得知:絕大多數高中英文教師無論在平日寫作活動項目中或校內月考翻譯題型命題,使用翻譯練習或翻譯的態度、行為並未受大學入學考試題型變化而有明顯改變。教師態度、行為未有明顯改變的考量因素包括英語在台灣屬外語、學生母語是中文而且教學現場為混合程度編班;絕大多數教師認為透過穩定、規律的翻譯練習方式有助學生了解如何在涉及不同文化、思維的中、英兩種語言系統間進行換碼並熟練中譯英字、詞、片語、句型等文法相關方面的正確性學習。此外,教師亦認為盛行溝通教學法雖強調語言流暢度重於正確性,主張多用標的語、少用或避用母語,翻譯仍為高中教師最常運用的英文寫作教學活動項目和寫作評量題型。 至於學生部份,以筆者新任教兩班高二學生為研究對象,先請其做學年初始學習狀況自述,然後穩定進行維時一學年的翻譯寫作練習活動,並於學年結束時讓學生填寫接受翻譯寫作練習之相關問卷及其學習歷程反思。從調查所得結果亦證實:絕大多數學生認為翻譯練習有必要並有助他們平日英語學習,他們並不因大學入學考試取消翻譯題型而有不同之行為表現,其接受翻譯練習的態度也未明顯改變。 最後,本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翻譯在高中英文寫作教學方面所能扮演的角色與如何使用的教學建議,並指出本文限制及未來的研究方向。Item 翻譯與性別錯置—論<<荒人手記>>及其英譯本中的模仿問題(2003) 李延輝; Yen-hui Li本論文旨在以<<荒人手記>>中文原作及英文譯作為本,討論性別、翻譯與模仿之議題。論文主要分為五大章節。第一章簡述研究動機、<<荒人手記>>作品本身與作者朱天文,解釋模仿的概念,並提出性別與翻譯結合的重要之處。第二章探討<<荒人手記>>形式與寫作者身份的逾越,結合性別理論與翻譯理論,檢視小說文本的反串。第三章接續第二章,以<<荒人手記>>英譯本Notes of a Desolate Man為討論對象,以賽門(Sherry Simon)等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所提之理論及同志理論,審視譯者是否如實傳達小說中的性別意涵。第四章以神似與形似為主,分析小說中「同志」一詞與顏色的翻譯。第五章則為結論,針對和性別議題有關的翻譯提出一些建議。Item 談《論述》之翻譯(2003) 方淑惠; Shu-hui Fang本論文共分五章,探討筆者翻譯《論述》(Discourse)一書之過程,以及翻譯實踐上的技巧與策略。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筆者翻譯《論述》一書時的個人背景,以及撰寫論文的動機和論文架構。第二章為「原著介紹」,簡介作者莎拉‧彌爾斯的研究領域、影響她研究方向的因素等,同時也節錄《論述》一書各章的內容重點。第三章為「翻譯過程」,以詮釋學派之「闡釋循環」理論為主軸,說明筆者的翻譯歷程。此外,亦解釋筆者翻譯重要字詞時之考量。第四章為「翻譯實務探討」,說明筆者在實際翻譯時所運用的策略與文體選擇。第五章為「結語」,總結全文,提出筆者翻譯之心得與感想。Item 《校長室裡的孩子》中譯自我評析──從文化訊息之詮釋表達看譯者文化意識之發展(2003) 鄭雅方; Ya Fang Cheng本論文旨在探討譯者文化意識之發展如何影響其對文本文化訊息之詮釋表達。本文所謂「文化意識」,係指辨識瞭解文化訊息之能力與歷程,譯者是翻譯行為的主體,掌握詮釋原文內涵與決定譯文型式的權力,因此譯者能否發揮文化意識,充分掌握原文各個層面之意義,攸關譯文之成果。筆者以《校長室裡的孩子》之翻譯歷程為例,分析原著型式與內容反映的文化訊息,比對筆者不同階段之譯稿,檢視異同之處,並回顧翻譯歷程中,筆者對文化訊息之瞭解掌握是否有所改變,對原文的詮釋及譯文的表達型式有何影響。本論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為研究動機與目的之概述、原著作者簡介與內容分析,並對研究範圍與相關名詞加以界定;第二章文獻探討,分別就文化意識、譯者詮釋與翻譯之關係,概略回顧相關論述研究;第三章研究方法,引用George Steiner之詮釋學觀點,將翻譯歷程視為譯者在原文與譯文體系中尋求平衡的過程,以此作為譯文評析的理論基礎;第四章譯文評析,將原文文化訊息分為型式與內容兩部分,分別擇取若干譯文實例,評析原文譯文表現之文化訊息是否達到平衡,並檢討兩者無法平衡之因素;第五章結論,先綜合評析筆者於翻譯歷程中文化意識之發展以及文化訊息之詮釋表達,再針對如何使原文譯文的文化訊息達到平衡,提出譯者應當留意的若干原則。Item 安 徒 生 故 事 中 譯 本 研 究(2003) 呂奕欣; Yi-hsin Lu本論文以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基礎,探討近百年來安徒生故事的中譯現象。埃文-佐哈爾指出,若翻譯文學處於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則譯文講求「充分性」,若翻譯文學處於系統的邊緣位置,則譯文注重「可接受性」。翻譯文學的位置,會影響譯者的策略。 本論文分為五個時期來討論近百年來的安徒生故事中譯本。第一時期為早期的譯文,主要受晚清的翻譯規範影響。晚清的翻譯文學處於邊緣的地位,因此直譯的譯本並不受歡迎,並且出現了大量改寫以符合譯入語文化價值觀的譯本。 第二時期為新文化運動,此時的譯文位於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因此安徒生故事的譯文多採直譯的策略,十分講求譯文的充分性。 第三時期為三○年代,此時期的安徒生故事預設讀者從知識份子轉變為兒童,逐漸走向邊緣的兒童文學系統,譯文也開始有了簡化與注重教育性的傾向。 第四時期之後,為五、六○年代台灣地區的譯本,此時期文學系統位於整個大多元系統的邊緣,安徒生故事也沒有新的譯本出現,可說是發展停滯的空窗期。 第五時期為一九七七年至今,此時安徒生的中譯發展可分為兒童與成人兩系統。安徒生在兒童文學系統發展得相當蓬勃,不過受限於兒童文學的自我定位,因此譯文有大量改寫的情形。至於成人系統的譯文仍處於邊緣地位,因此除了葉君健的譯本之外,並無其他著重充分性的新譯本出現。 綜合以上分析,可發現安徒生故事的中譯過程並非靜態的語言轉換。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的位置,會影響譯者如何操縱譯文。筆者最後提出建議,認為未來應有更多樣化的新譯本,以彌補舊譯本之不足,並符合多元系統中不同讀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