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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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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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2019) 蔡雅薇; Tsai, Ya-Wei在女子受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日治時期，能夠穿著「高女制服」的學生即代表當時少數具備新知識、新教養的新女性，制服成為高等女學生最明顯的身分象徵。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究明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女學校制服的變化，並找出高女制服之間的同質性或相異性，更進一步分析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女學生制服的關聯性，最後考察高女制服之意涵，以及對臺灣女子的象徵性及社會意義。 考慮各學校成立的緣由及時間，本文將日治時期成立的23所高女分成(1)1922年以前成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2) 1922年學制變更以臺灣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3) 1922年以後設立之初即共學的高等女學校(4)私立高等女學校等四類，分別說明各校制服變化的過程及特色。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1922年以前設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起初是穿著日式「和服搭配袴」的款式；而台灣人的學校則起初是傳統漢人服裝，後來變為「上著大襟衫、下著袴、或褶裙」，僅有臺灣人的獨特款式。1922年以後，各校制服皆開始洋服化，最後逐漸皆改為水手服樣式，而在領子、領帶處以不同數量的線條來代表學校。1939年因應戰爭形勢，臺灣總督府決議將高等女學校的制服統一為水手服。 1940年以後，基於軍事與勞務動員、躲避空襲等現實需要，女學生會穿著水手服上衣搭配方便活動的燈籠褲，由各校自行規定燈籠褲樣式。 日治時期台灣的高女制服，一方面受到日本內地高女制服的影響而變化，一方面亦有台灣本地的演變脈絡。本文釐清各校制服的樣式變化後，未來可做為博物館展示、影視戲劇的造型設計之重要參考依據。Item 失衡的森林：戰時體制下的太魯閣林業開發（1941-1945）(2012) 張雅綿; Chang, Ya-Mien木瓜山事業區北半部之太魯閣區，自古斤釜未入，1937年（昭和12年）底「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設立，使之受到更高規格的限制開發。日本領有臺灣以來，對於山林經營始終以國土保安為基本理念，因此在山林開發皆必須遵守植伐平衡的原則，以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國立公的設置可視為山林保護理念之極致，也限制了山林的開發與利用，雖曾有人提議將國立公園地域區分為普通及特殊地域，而將普通地域妥善經營利用，達到保護與開發的最佳平衡，但官方始終未鬆動對國立公園內的保護限制。 1941年（昭和16年）設立的南邦林業株式會社，是集結全臺灣木材業者而成立的特殊會社，唯一任務是供給軍需用材，為政府服務的意味明顯，但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及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等具官方強烈意志國策及統制會社有所不同，會社營運不具特殊與強制力，向各地業者收購木材而供給軍部使用。南邦林業在成立之初，即開始向官方申請林木伐採事業地，其中尤以供給針葉樹材的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最為重要，然因該區域位於國立公園境內，加以地勢陡峭不易開發，縱使多次發文催促，仍卻苦候不得許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對於木材的需求日益高漲，但向來依賴的進口木材卻不易進口，1942年官方實施木材實施統制及配給工作，依照重要性配給木材；在配給木材的同時，官方亦致力於增產木材。在木材增產的壓力下，官方固守的植伐平衡守則逐步崩解，官、民營林場都無法維持既定的伐跡地造林原則，臺灣山林因戰爭需求快速消耗著。 在此窘迫的情形下，1943年（昭和18）年臺灣總督府批准南邦林業經營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此舉代表官方棄守山林保護政策的最後防線，此後臺灣森林伐採完全失衡，一切以戰爭供給而努力。南邦林業株式會社取得太魯閣大山事業地開發權之際，各項物資納入統制管理，人力、資材皆取得困難，然南邦林業卻能夠在1944年（昭和19年）進行運材系統架設工程，可見南邦林業開發太魯閣的特殊意義。縱使太魯閣大山事業地甫運出木材不久，即因日本戰敗而告中止，未能完成供給軍需的任務，但其在國立公園內的開發事業，亦代表著日本放棄統治臺灣以來，對森林經營採國土保安及植伐平衡為原則之永續經營理念的分水嶺，此後一切皆以軍事木材供給為最高原則。Item 「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2008) 陳慧先「度量衡」按字面上來解釋，度為量長短的標準，量為計體積的標準，衡為計輕重的標準，在傳統上指對長度、容量以及重量的測量。 目前台灣使用的度量衡單位中，留有許多歷史的痕跡，舉例來說「甲、坪到平方公尺」的出現，橫跨荷治時代到戰後，而民間所慣用的「台斤」，則是從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戰後台灣，政府曾兩度強制推行公制度量衡，但時至今日，卻仍可見台式、英美式與公制度量衡三者混雜使用。然就台灣史來看，公制度量衡的推行，實際上早在日本統治下的1920年代即已展開。 本文的內容，將說明日治時期度量衡制度的推展歷程。分1895-1923年與1924-1945年兩階段論述，說明日本政府如何以「尺貫法」統一全台度量衡，並又是如何嘗試全面推行改採「米突制」(公制)度量衡。Item 日治時期學生跨地域旅行研究(2015) 孫嘉吟; Sun, Jia-Yin臺灣於1895年由日本統治後，引進新式教育體制，學生旅行的活動方式也隨之帶入。學生旅行的目的，主要在學生實踐課堂所學，透過參觀大城市、博物館、政府機關等，跳脫課本，以現實中的經驗來加深學習的效果，也訓練同儕分工合作、討論溝通的能力。此外，政府也會透過安排行程，以特定的地景加強學生對政府以及國家的認同。臺灣總督府透過各級學校安排學生在本島各地或是前往日本、中國等地旅行，除了讓學生不只在課堂中學習書本上的知識，希望學生能真實體驗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人地事物。 學生除台灣本島內的平地旅行外，在原住民統治較平穩之際，更是前往高山原住民部落旅行，感受不同的地理環境與文化。此外，臺灣學生也在政府安排下，踏出臺灣前往日本本土的旅行，參訪內地的各大都市觀看日本的繁榮，讓臺灣學生感受到日本的強大。反之，日本學生到臺灣，則希望他們看到的則是快速發展，逐漸日本化的社會。 此外，位在日本南進路線上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也含括在日本推動的旅行圈。日本政府在為了強化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實際影響力，積極企圖各種建設，設立學校，也提供中國東南沿海學校的學生到臺灣旅行的機會。透過行程的安排，使中國學生看到比家鄉還要進步的臺灣，也讓總督府藉機的展示其統治成果。這樣流動的跨地域旅行，透過學生旅行的實際感受，了解學生在不同地區旅行有何各別想法，又為何會有這些想法，以及這樣的跨地域旅行對他們是否有帶來影響，將是本文想要討論的主題。Item 日治時期臺灣啤酒專賣之研究(2010) 岩村益典政府專賣制度向來都是挹注財政的重要手段。日治時期台灣所實施的酒類專賣，為總督田健治郎推動各項新政和建設提供所需財源。然而，1922年起所推動之酒類專賣，一開始並不具普遍性與一般性，其中，啤酒作為酒類項目之一，並未與其他酒類同時實施專賣，1933年才正式實施，且實施方式採收購專賣，異於本地酒類採製造專賣。顯示日治時期台灣之啤酒專賣，有其獨特性。 本論文藉由台灣當時所推動之酒類專賣制度，究明日治時期日本及台灣釀酒產業發展歷程，以及私人產業與政府在專賣制度上的競合關係，尤其是探究當時啤酒延後實施專賣之原因、影響啤酒專賣制度之因素，進而探討啤酒專賣在當時台灣財政收入上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對戰時台灣人民生活所帶來之影響。Item 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2011) 莊天賜1902年總督府發布糖業獎勵規則及設立糖務局作為執行機關，根據本論文對之初步探討的結果，有幾項要點： 其一，糖務局糖業獎勵以外經費增列「臺灣糖業改良及獎勵費」項目辦理，糖業獎勵費則自勸業費項目中編列。整體經費與砂糖消費稅具正相關性。糖務局的專兼任技師北海道色彩十分濃厚，專長偏重農學，多主張小製糖工場主義；技手階層以九州出身者佔半數以上，同樣偏重農學。絕大多數受過近代農、工高等教育，可說是適才適所。 其二，糖務局成立初期製糖改良採取漸進政策，有補助資本額、補助購置製糖機械、貸借機械3種獎勵方式，同時趁獎勵時機發布命令項目確保糖業獎勵成果。 其三，糖務局在前期並未具有決定性的決策地位，經費同樣具侷限性。在小規模新式製糖發展失敗及大新式製糖排擠經費效應下，糖務局排除獎勵新設小規模製糖工場，同時鼓勵自由設立改良糖廍，促成1905年改良糖廍設立潮。糖務局有意透過設立改良糖廍先行整合原料採取區域內舊式糖廍，配合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實施，為日後大型製糖會社出現建立基礎，亦規劃出新式製糖會社設於平原區，改良糖廍設於河谷近山丘陵地帶的新式製糖空間配置方式。 其四，糖務局後期製糖部門的獎勵僅限於補助既設製糖會社，金額亦大幅減少，但若將改良糖廍撤廢補助、原料消費補助、原料製造補助等經費加入考慮，糖務局投注的經費超過前期，加上行政和金融方面協助，使臺灣的新式製糖改革較前期有更大的進展。 其五，糖務局成立初期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各行其是，無政策上連結。1905年實施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提供糖務局結合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媒介，並據此結合製糖和蔗作部門，同時透過劃設原料採取區域掌握對新式製糖業較大的管理權，與地方官廳形成新式製糖和傳統製糖分工管理。為維持對新式製糖業的管理機制，糖務局改以劃定原料採取區域對新式製糖會社頒布命令項目，並將蔗作獎勵責任下放到新式製糖業者身上。大多數製糖業者都制定蔗作獎勵辦法。 其六，糖務局存立近十年，達到的糖業改革效果至少有以下幾點：(1)臺灣蔗糖產量接近日本國民消費量總額；(2)蔗糖品質大幅改善；(3)製糖方式幾乎全面近代化；(4)有效幫助總督府財政獨立；(5)新式製糖版圖超出原來濁水溪以南的平原地帶。 其七，糖務局裁撤後，獎勵事業轉由新設立的殖產局糖務課執掌，業務項目和人員編制大為縮減。研究人員編制和經費則增加，糖業試驗場研究成果較隸屬糖務局時期優異，與新式製糖會社間互動更為密切，新式製糖會社擔負蔗作獎勵大部分責任雖提高成本，也研擬出適合會社的蔗作獎勵方法，較糖務局中央集權式蔗作獎勵有效率。糖務局裁撤後縮減的獎勵，實際上指的是糖業獎勵規則規定下的獎勵項目，此外，製糖業仍受到當局相當保護。 其八，日俄戰後至糖務局裁撤前後11家新式製糖會社中，有7家製糖會社創立或改組初期聘請糖務局技師、事務官或囑託擔任常務董事、專務董事、經理等要職，並主導草創時期會社的經營方向Item 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1895-1945）(2006) 蔡龍保邁向近代化是日治時期臺灣發展重要的特徵之一，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近代化經驗如何運用在殖民地臺灣，實在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日治之初，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信、上下水道、都市計畫等基礎工程（infrastructure），道路由傳統道路進化為近代舖設道路，汽車由少數特殊階級的所有物變成一般民眾重要的交通工具。然而，誠如眾所周知，殖民地經驗並非是殖民地近代化的先決條件，對於殖民地時期帶來的「近代化」與「發展」，有必要細究總督府政策和制度實施的過程，考量殖民地所付出的代價後，才有可能作出適切的評價。本文的探討除了可發現「近代路政制度」、「近代舖設道路」、「汽車」所代表的近代性之外，從制度引進、政策推動的過程中亦清楚呈現臺灣異於日本母國的特殊性或殖民性、臺灣人在道路事業與汽車運輸業中的積極角色、臺灣人對近代事物之容受力，以及臺灣民間社會澎湃的力量。 日治時期的道路事業是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其對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之影響漸進而日益深化。日治初期，總督府透過修築道路擴張政權至各地方，統治日趨鞏固；人力車、牛馬車等傳統交通工具和軌道、私鐵等近代交通工具也因之有明顯的發展。由傳統道路過渡到「近代舖設道路」、由傳統人力車和牛馬車進步到汽車運輸後，1920年代汽車運輸業迅速發達更帶來二次的交通革命，使得交通體系再行整合。迨至1930年代已形成國鐵、私鐵、汽車、船運、航空相互連結之島內外近代交通網絡，發揮交通設施的綜合性機能，促進地區的發展、人口的流動、資源的開發、產業的興起、物產商品化、資訊的傳遞、文化的傳播，形塑新的生活方式，對臺灣社會、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帶來顯著的發展和變遷，邁向近代化。Item 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銷售與統制(2009) 蔣亦麟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分為臺灣生產的木材和自其他地區進口的木材，臺灣木材的生產分為民營伐木與官營伐木，規模較大的民營伐木業者皆由日籍材商經營，而官營伐木乃砍伐三大官營林場，即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的木材。木材砍伐後，分為原木和需要加工製造的製材，官營製材工場不論在生產力和動力方面皆具有優勢，民營製材工場無法和官營製材工場相較。 臺灣材的銷售亦分為民營材的銷售和官營材的銷售。民營材以1922年「關於官有林野產物市售價格之件」公佈後，總督府處理林木的政策約可區分為前、後二期。官方砍伐的官營材，銷售對象主要為官廳建築業和木材商人，銷售地區除高級材(扁柏、檜木)多賣至日本用作神社、佛寺等較雄偉的建築用材外，主要在臺灣銷售。能承購官營材的指定商，多為在日本從事木材業的日商，由於官方將官營材賣給指定商的售價並不高，指定材商將木材賣出的市價卻高岀成本數倍，所以獲利的應該是介於官方與消費者間的木材會社，即為享有「大牌」的日資會社。 日治時期臺灣官營材和民營材無法滿足臺灣的需求，因此須從其他地方進口木材，使木材貿易呈現入超的情形。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將從外國進口商品稱為「輸入」，從日本及其殖民地進口商品稱為「移入」，因此當時進口到臺灣的木材可分為輸入材和移入材，輸入材以中國材為主，移入材以日本材為主。日治初期臺灣使用的木材以對岸的福州材為主，約至1910年代左右，日本材逐漸凌駕福州材；一次大戰後尚有美材、北洋材陸續經由日本移入臺灣；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材幾乎斷絕輸入，臺灣越益依賴日本材的移入。 七七事變爆發後，臺灣實行統制經濟，1943年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成立，此時不論進口材或臺灣材，從供給、製材、銷售到配給皆形成一元化的統制，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則居木材支配體制的中心。戰時體制下臺灣的物資統制，使臺灣木材產量增加，木材自給率提升。為服膺戰爭時期工業化發展和軍備強化所需的大量軍用材，原本以民需取向的木材貿易轉為軍用取向，增產的木材中，尤以闊葉樹的增產受到注目。Item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變遷(2012) 黃慧禎; Huang, Hui-Chen漢人移民來臺，營造地方性的公共空間，主要是建立在宗教寺廟的神權之上，以共同的祭祀活動，帶動族群的認同，以神明的神聖性來爲人民消災解厄，祈求平安、降福，因此寺廟的神權成為民間的權力中心，是民眾共同承認與信賴的所在。龍山寺建寺至今已逾二百七十年，其中歷經三個不同的政權，其功能也隨著政權的更迭而轉變。 日治時期是臺北由早期移墾的農業社會，邁向現代化工商企業組織的過渡期。臺北作為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中樞，在日本計劃性的建設下，交通、市容、經濟、社會都隨之改變，使臺北成為現代化的都市，臺北鄰近的市鎮也隨之發展。日據時期的臺北社會已逐漸脫離地緣、血緣色彩，走向社會功能或社會需求的取向，由閉鎖而開放。艋舺也由地域濃厚的移民街庄，逐漸轉變為臺北市的一部份，龍山寺也因交通的便利，神明的靈驗，歷史的悠久，信眾的廣佈，突破地域的界限。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不僅跨越地域、漢人族群，甚至是超越種族。日本官方人員基於政治動機，而日本民間人士因佛教信仰與地方傳統的特性，親身參於龍山寺的宗教活動並慷慨捐贈，與其他寺廟的信眾來源相比，顯見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異質特性。 關鍵字:艋舺龍山、日治時期、宗教、祭祀、地緣Item 邁向地方大廟─經濟發展與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之宗教變遷(2012) 林怡秀本文以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的發展為研究主軸，探討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之關係。本文從祭祀圈、寺廟管理組織、社會領導階層以及迎神賽會等四大指標，分析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過程。 慈鳳宮創建於乾隆年間，主祀媽祖，祭祀圈範圍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經漳泉移民的捐金獻地，延續香火，使慈鳳宮持續成長，日治時期已擴張至整個屏東街市，在地方社會上扮演政治、經濟、教育等角色，是屏東街市重要的信仰中心。 屏東街市因新式糖廠的設立，導入交通革新、現代商業等變革，使工作機會增加，移入人口增多，經濟快速成長。在此發展背景下，促使屏東街市成為屏東平原的政經中心，取代原先的東港，而位居屏東街市中心的慈鳳宮，隨著屏東街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下，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小廟，經歷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各項建設，其地位逐漸成為地方大廟，信眾分佈範圍逐漸擴大，超越屏東街市的行政區劃，打破原先的祭祀圈，部分信眾甚至遠及新竹一帶。這樣日益擴張的信仰範圍，也反映在每年盛大的迎神賽會中，經由宗教活動的熱絡，可看出地方社會繁榮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有餘裕，才能持續支持地方宗教活動。反之，迎神賽會的盛大，亦可吸引更多人潮的聚集，有益於地方經濟發展與慈鳳宮信眾分佈範圍的擴大，由此可知，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是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