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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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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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電影明星之塑造(1949-1987)
    (2010) 陳景峰; Chen,Ching-Feng
    本論文〈台灣電影明星之塑造(19945-1987)〉,試圖以戰後台灣電影明星塑造的歷程,來探討官方電影政策「電化教育」對於電影產業的影響,與民眾如何透過商業消費的方式,來反應官方操控電影製播的感受。論文中從國府電影文化政策的源起,與戰後台灣電影產業壟斷過程開始論述,而後探討如何能在迎合民眾需求的市場機制下,又可發揮電影宣傳黨國政策的情況下,形塑出戰後台灣電影明星的形象。 論文主要分為四章,是依循-起、承、轉、合的論述方式,將國府管理電影產業的態度,與台灣民眾觀影行為的趨向,作一參和式的研究比較,分析在官民的不同的需求面下,如何形塑出戰後台灣電影明星的形象。因此第一章,企圖透過「比較史學」的研究方法,分列日軍、共黨、國府三方在中日戰爭期間,其電影宣傳工作的利弊得失。以此來突顯國府電影經營的困境,以致來台後殷鑑過往,採取獨佔電影產業的舉措。第二章採取「史料實證」的方式,透過「教育部第二檔案館」的檔案資料與「國民黨文工會」的檔案,論證戰後國府壟斷台灣電影市場,與施行「電化教育」制度的過程。第三章是論文研究的重心,針對明星塑造的方式與階段進行剖析論述。其中參酌「影視史學」、「文化研究」、「新文化史」的學科理論,與「口述歷史」的訪問資料,試圖以民眾的觀點,由下而上探討普羅大眾對電影文化的需求與認知。這是研究台灣電影明星形象塑造中,必須進一步延伸研究的重點。第四章主要是以報章雜誌《聯合報》、《民生報》、《銀色世界》、《今日電影》與《影響》等文獻的記載,來呈現經官方與民眾相互認可下,台灣電影明星經塑造後的形象表現。 論文中所欲強調的是台灣電影明星的塑造,是民間與政府對於文化認知,相互磨合與各取所需的結果。因為電影產業的經營,是必須依靠觀眾的商業消費,所以明星螢幕形象的塑造,必須貼近台灣庶民文化的特色。但一向將電影視為宣傳教化工具的國府,如何參照瓊瑤電影劇本中的角色,與電影導演配合政令下,將所塑造的明星形象,能夠強化官方的文化意志,且能迎合商業市場需求,是本論文論述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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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臺灣配銷型態下的電影市場
    (臺灣語文學系, 2011-10-??) 陳景峰
    本文試圖以倒敘的論述方式,來逐步探討戰後初期台灣為何沒有電影片產製的能力,但在觀影市場的經營中,戲院的營運與民眾的消費能力卻是蓬勃發展的。歸納其主因,在於台灣電影產業在日治時期即是一個無能力製作發行,卻有電影消費習性的市場。 這種不均衡的畸形發展,在於總督府認為由台人製作發行電影,會使電影宣傳教化民累的工作受阻,致使日治台灣的電影產業處在一種受制於殖民母國配銷型憊的經營狀態。為論證此一觀點,文中將先從台灣如何受到日本的「電影國策」計畫的影響,成為「大東亞電影配給聯盟」下「滿州映面」傾銷地域的過程論起。以1935 年台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的舉辦為例,在航運便捷與總督府獎勵的誘因下,日本片商搶占台灣市場,壟斷電影發行放映權,致使台灣無能力自製電影外,戲院的經營也逐漸為日人所取代。總督府甚至組織電影工會「台灣映畫配給組合」 進一步有效控制這種影片由日本配銷,在台灣構築文化消費市場的作為。為促進電影消費與教化功能,總督府與日商不斷透過戲院改良與宣傳鼓勵的方式,建立台灣民眾的觀影消費習性。 因此論文最後以庶民生活史的研究視角,利用報章雜誌與口述歷史的紀錄,來觀察在配銷型態下的電影市場,台灣民眾如何建立起觀影的休閒習性,以及剖析看電影對於日治台灣民眾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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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介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族的婚姻與強制墮胎習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7-12-??) 陳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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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臺灣配銷型態下的電影市場
    (臺灣語文學系, 2011-10-??) 陳景峰
    本文試圖以倒敘的論述方式,來逐步探討戰後初期台灣為何沒有電影片產製的能力,但在觀影市場的經營中,戲院的營運與民眾的消費能力卻是蓬勃發展的。歸納其主因,在於台灣電影產業在日治時期即是一個無能力製作發行,卻有電影消費習性的市場o 這種不均衡的畸形發展,在於總督府認為由台人製作發行電影,會使電影宣傳教化民累的工作受阻,致使日治台灣的電影產業處在一種受制於殖民母國配銷型憊的經營狀態。為論證此一觀點,文中將先從台灣如何受到日本的「電影國策」計畫的影響,成為「大東亞電影配給聯盟」下「滿州映面」傾銷地域的過程論起。以1935 年台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的舉辦為例,在航運便捷與總督府獎勵的誘因下,日本片商搶占台灣市場,壟斷電影發行放映權,致使台灣無能力自製電影外,戲院的經營也逐漸為日人所取代。總督府甚至組織電影工會「台灣映畫配給組合J' 進一步有效控制這種影片由日本配銷,在台灣構築文化消費市場的作為。為促進電影消費與教化功能,總督府與日商不斷透過戲院改良與宣傳鼓勵的方式,建立台灣民眾的觀影消費習性o 因此論文最後以庶民生活史的研究視角,利用報章雜誌與口述歷史的紀錄,來觀察在配銷型態下的電影市場,台灣民眾如何建立起觀影的休閒習性,以及剖析看電影對於日治台灣民眾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