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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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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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爾蘭身份的政治性:傅利爾劇本中的現代性
    (2007) 楊承豪; Cheng-Hao Yang
    本文探討傅利爾劇本中的愛爾蘭身份政治性。伴隨著英國殖民而植入愛爾蘭社會的(殖民)現代性帶給了愛爾蘭人對自身守舊文化的衝擊,也導致了愛爾蘭人身份的分裂,而我將檢視現代性如何影響愛爾蘭性論述的建構。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愛爾蘭性是英國現代性和凱爾特守舊主義之間一個辯證過程的場域:在英國殖民時期,被殖民的愛爾蘭人對現代性是懷著矛盾的態度;而在獨立後,愛爾蘭國族主義分子操縱國族意識而斷然拒絕甚至試圖抹拭現代性和現代化對愛爾蘭社會的深遠影響;當代的愛爾蘭人則將現代化視為國家發展和提高生活水準的一種理念和社會工程。本論文分成五個章節。在第一章,我將討論傅利爾所論述的愛爾蘭性的政治性:傅利爾以為愛爾蘭性在不同的歷史脈絡和時空背景下會有不同的論述呈現。接著我會討論現代性和愛爾蘭身分建構間密不可分的實體關係。在第二章,我將討論在《翻譯》中翻譯做為英國現代性和愛爾蘭傳統之間協調的一個比喻(trope)。愛爾蘭人拉扯於這兩股文化力量下,經歷了身份建構上的漩渦,而一部份的愛爾蘭人選擇了現代性做為抗衡殖民的利器。在第三章,我將討論傅利爾試著在其作品中解構葉慈及德勒瓦拉(de Valera)對愛爾蘭性所建構的主導性論述,揭露其論述欲建立單一愛爾蘭性的盲點。接著,我將討論傅利爾在《溝通線》中將民族主義者諷刺為新的殖民主義者,他們內化了一套他們不自知而帶殖民色彩的“觀光性民族主義”。在第四章,我將討論被稱為“凱爾特老虎”的當代愛爾蘭在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潮流下逐漸放棄獨特的愛爾蘭傳統而變成英美資本消費型態社會的附庸。在《倫敦發暈》中,傅利爾嘲諷盲目地崇拜英美生活型態而導致自我迷失的心態,而他也同時批判了固守傳統凱爾特主義而杜絕了多元化愛爾蘭身份的可能性。在第五章,我總結全篇論文的論點:不同於國族主義認為愛爾蘭身份是個絕對且封閉的主體,現代性和現代化的影響使得愛爾蘭性成為一個本質上矛盾但又是具多元化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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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文學潛能與書寫責任
    (2016) 楊承豪; Yang, Cheng-Hao
    本論文探討南非小說家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在閱讀柯慈的作品時,大多數批評家將書寫和倫理視為二個獨立的概念,認為柯慈的作品具有倫理的面向是因為其作品討論了倫理議題。本論文批判此概念的謬誤。柯慈的書寫本身即是倫理的展現:文學無法被固化而具有重塑現實觀的潛能,而倫理挑戰我們重新思考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二者緊密結合。第一章透過閱讀《壞年頭日誌》討論文學的潛能如何去本體化。此文本特殊的結構──每頁分為三層並有三段的不同敘述同時進行──使其成為幾乎無法(以正常方式)閱讀的文本,然而此特殊的寫作結構揭露所有系統的“彷如”狀態 (the “as-if”)。第二章處理書寫責任的問題。責任應被理解成德希達所談的絕對責任。我將閱讀《聖彼得堡的文豪》和《伊莉莎白.卡斯特洛》二個文本,討論柯慈的書寫如何回應他者。第三章探討在《鐵器年代》中柯慈如何書寫無法言說和再現的受苦經驗。然而柯慈並不將受苦視為屬於他者的問題,受苦是全人類共有的經驗,受苦促使我們重新思索自我與他者的倫理關係。最後一章討論《耶穌的童年》中的記憶倫理問題。對柯慈來說,書寫本身就是見證,書寫的倫理性根植於見證歷史中被遺忘的他者和被遺忘的記憶。新的國家建立在和歷史的決裂,記憶歷史卻成為遺忘歷史。此文本促使我們思考,在處理歷史記憶時,是否能不被制式化和實證的價值標準所匡限,而能夠看到記憶最獨一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