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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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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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義」敘事學---以明代四大奇書為考察中心
    (2010/08-2012/07) 李志宏
    從明清以迄現代,明代四大奇書的影響性始終受到注目。從明代四大奇書的接受史 來看,相關文獻探討和藝術分析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然而,惟就「奇書」之命名 而言,歷來對於四大奇書在文體創造及其書寫性質的共性表現方面的討論,至今並未能 產生一致且明確的共識。明代四大奇書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創作系譜上的聯繫?似乎是一 個有待進一步考察的問題。目前針對此一問題進行討論並提出具體看法者,當以浦安迪 (Andrew H. Plaks)所提出的「奇書文體」和李豐楙所提出的「奇傳體」觀點最為重要。 以上兩位學者立足於史傳書寫傳統的認識上,分別從儒學精神和道教義理的實踐角度, 深入探討「奇書」的文體特質及其結構方式,並且各自提出具有啟發性的論點,無疑提 供後繼研究者持續深入分析的參考徑路。不論從創作生成或刊刻傳播的角度來說,明代 四大奇書的出現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在「演義」的基礎上,晚明以來人們 對於此一文體/文類屬性的表達形式及其話語性質的理解,似乎已存有某種程度的共識。 因此,倘要從共時性角度就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的創作本質進行探討,則理當先從「演義」 的觀念出發,重新思考奇書本身的話語表現,從中確立其書寫性質。基於上述觀點,本 計畫擬以「『演義』敘事學」為題,綜整前人論述成果,特就明代四大奇書敘事進行分 析,以此說明小說文本的歷史性及其書寫性質,並進一步從中針對明代四大奇書敘事在 話語建構中的共性表現及其創作本質進行反思,期能以此作為後續考察「奇書文體」的 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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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鶯鶯傳〉主題寓意別解
    (淡江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中心, 2012-12-01) 李志宏
    在中國文學史上,唐人元稹所撰〈鶯鶯傳〉作為唐代小說中婚戀題材的名篇,可以說受到歷代讀者的重視。一般而言,過去論者對於〈鶯鶯傳〉主題寓意的探討,大體不離「痴心女子負心漢」的看法。而此一看法的形成,又多與論者視〈鶯鶯傳〉為作者元稹自敘之作的解讀觀點有所聯繫。筆者以為,傳統研究者致力探求〈鶯鶯傳〉的思想情感和藝術表現,雖然不乏新見的提出,但要解決詮釋見解不一的論爭問題,首要之務必須先擱置「元稹自寓說」的成見,重新返歸小說文本之中,針對〈鶯鶯傳〉的敘事形式進行整體性考察。基於上述認知,本文在論述過程中將著重參考敘事學理論進行小說文本分析,最後再輔以歷史文化分析角度,綜整論述〈鶯鶯傳〉的主題寓意,嘗試以之評估唐人小說中「傳記」之作的作意問題。經過對〈鶯鶯傳〉的敘事形式表現重新確認和分析,筆者認為〈鶯鶯傳〉一文的主題寓意主要反映在「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的「女禍」議論之上,而不僅止於愛情書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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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的書寫性質及其話語表現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2011-01-01) 李志宏
    在中國近代小說演變史上,韓邦慶所撰《海上花列傳》是晚清「狹邪小說」的上乘之作。時值晚清世變之際,《海上花列傳》之成書與出版,有其特殊的時空意義。不過從歷來關於《海上花列傳》的討論中可見,論者多熱衷於題材內容的現代性闡釋,而略於整體話語構成的分析。基於上述認知,本文回歸文本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論析《海上花列傳》的書寫性質及其話語表現。主要論述面向有三:一、演義書體:「奇書」創作系譜的聯繫;二、回憶錄:現實與夢的互文指涉、三、海上風月:浮世繪下的慾望展演和道德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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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書寫性質探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2010-09-01) 李志宏
    從明清以迄現代,明代四大奇書的影響性始終受到矚目。然而,惟就「奇書」之命名而言,歷來對於四大奇書書寫性質方面的討論,至今並未能產生一致且明確的共識。本文對於此一問題的考察,大致可以獲得以下兩點認識:其一,明代四大奇書的共通性,主要是建立在「演義」體式的基礎之上。四大奇書作為「演義」之作,反映的是歷史文化語境對於一種新文類誕生的形式籲求。其二,明代四大奇書作者面對歷史/現實而展開演義,最終並不以摹寫素材、還原史實為目的,而是在「取義」為主的書寫前提下進行話語建構。在重寫素材的過程中,四大奇書作者各自在演義中揭示歷史發展變化的規律,並從中寄寓道德勸懲之思,使得奇書共同體現出小說作為歷史闡釋話語的書寫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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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義」
    (國文學系, 2010-09-??) 李志宏
    從明清以迄現代,明代四大奇書的影響性始終受到矚目。然而,惟就「奇書」之命名而言,歷來對於四大奇書書寫性質方面的討論,至今並未能產生一致且明確的共識。本文對於此一問題的考察,大致可以獲得以下兩點認識:其一,明代四大奇書的共通性,主要是建立在「演義」體式的基礎之上。四大奇書作為「演義」之作,反映的是歷史文化語境對於一種新文類誕生的形式籲求。其二,明代四大奇書作者面對歷史/現實而展開演義,最終並不以摹寫素材、還原史實為目的,而是在「取義」為主的書寫前提下進行話語建構。在重寫素材的過程中,四大奇書作者各自在演義中揭示歷史發展變化的規律,並從中寄寓道德勸懲之思,使得奇書共同體現出小說作為歷史闡釋話語的書寫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