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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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的教學設計：文本互涉應用於英語為外語的教學實踐(2019) 李佳家; Lee, Chia-Chia本研究分析與歸納以英語為外語之學習者的學術英文引用行為，並以文本互涉為基礎，提出培養五大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的教學架構。本研究包含四項研究焦點：其一，探討大學英語學習者拼湊寫作(patchwriting)的程度，其二，分析學習者在引用技巧與策略上的學習成果，其三，深度了解學習者對於學習引用技巧之看法，其四，探討五大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與寫作品質的相關性。研究對象為修習學術英文導向課程的學士班學生，總計20名，英文程度為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B2-C1級。收集之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學術英文寫作課堂的讀寫整合限時寫作、個人反思回饋記錄、以及半結構式訪談結果。在總計36小時之教學介入課程後，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拼湊寫作的現象漸進改善，五大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即資料挑選、引註、借用、資料連結、以及資料改編 (source adaptation)，均有顯著的學習成效，然而學生整體的引用技巧尚未達臻熟表現，其中引註、借用、以及資料改編三大技巧對學生而言尤為挑戰，這可能和學生在原文與個人觀點出處的區隔、字詞替換、句法結構、句義延伸、多篇文本的批判閱讀分析、以及呈現作者立場的掌握能力相關，然而學習者大多肯定自我的學習成效。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教學建議，主要包含善用文本互涉理念進行讀寫整合的支架式教學、深度觀察並重視學習者較不熟悉的引用技巧與策略、著重多篇閱讀文本的批判思考與討論、以及學習技巧比重的適性安排。Item 對話式批判性思考融入學術寫作教學之研究:大學學術英文情境中論證式文體之教學(2019) 楊岳龍; Yang, Yueh-Long本研究旨在探討將對話式批判性思考融入以英語為外語之台灣大學生學術寫作教學中的成效。具體而言，本研究以社會建構理論框架，綜合批判性思維模式和提問教學法，旨在探討實施對話式批判性思考對學生論證性文章的影響，以及學生對於對話式批評性思考的看法。本研究的參與者是台灣某大學語言中心的30名大學生。他們分為兩組：對話式批判性思考組（DCT）和傳統式教師反饋組（TTF）。本研究採用量化及質性混和研究法，收集的資料包括三篇論證文章及其根據兩個評量標準所獲得之評分，學生進行對話式批判性思考時所錄製的對話，對話式批判性思考問卷，及後續追蹤訪談和課室觀察記錄。量化分析包含對論證文章的分數進行統計顯著性之檢測，而質化分析包含將學生的文章、對話內容及訪談內容進行轉錄和編碼。經過一學期的對話式批判性思考訓練，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對話式批判性思考有效地提升台灣大學生論證性文章的品質及批判性思考能力。雖然在進行對話式批判性思考時，學生感到精疲力竭，但學生整體上對於對話式批判性思考維持積極態度。本研究依其結果對教學提出建議，包括教師宜使用理論架構來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且於教學時選擇學生熟悉的寫作主題，並在批判性思考過程中擔任協助之角色。Item 台灣政治人物電視專訪及立法院質詢中問句功能研究(2019) 林彥呈; Lin, Yen-Cheng本研究主要分析台灣政治人物訪談以及台灣立法院質詢兩種正式場合語境的中文問句使用情況，並提供其語境中問句的形式與功能的分佈及形式與功能之間的關係。另外，藉由探討兩種語境的情境特徵來解釋問句功能使用的分佈。就功能部分，本文採納Freed (1994)以及Chang (1997)的問句功能來分析訪談及質詢中的問句。 在語料方面，本文蒐集了八個台灣政治人物專訪節目以及八場台灣立法院質詢，其中專訪節目總共有511個問句，而立法院質詢中有420個問句，加總共有971個問句。並藉由正規化頻率(normalized frequency)的統計來呈現問句形式及功能分佈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在政治人物專訪中，偏好的問句形式包括語氣詞問句(SFP questions)、直述句問句(declarative questions)以及疑問詞問句(question-word questions)。在立法院質詢中，出現較多的問句形式包括語氣詞問句(SFP questions)、正反問句(A-not-A questions)以及疑問詞問句(question-word questions)。就功能分佈結果發現，外在事實範疇(external category)的功能在兩個語境中的出現頻率都是最高的，但是在政治人物專訪中，表達範疇(expressive category)的功能出現頻率有比較高的趨勢。以細部功能來說，在兩個語境中針對隱私、機密訊息的取得功能(elicitation of private information)同時佔最多數，其次多數為普遍存在事實的取得(elicitation of universal information)、釐清事實功能(clarification)、確認事實功能(confirmation)以及反問功能(rhetorical function)，其中佔多數的問句功能皆為標準問句(standard question)。此分佈結果也證實Ilie (1999)所指出的，標準問句越多，語境就越正式。 另外Biber及Conrad (2009)所提出的語境特徵(situational features)也充分解釋問句功能分佈情形。關鍵語境特徵包括背景(settings)、溝通目的(communicative purposes)、主題(topics)、對話參與者(participants)以及參與者之間的關係(relations among participants)。藉由上述結果可以推測，就以問句為主的語言特徵來說，政治人物專訪以及立法院質詢這兩種語境是類似的，但是也因為語境特徵的不同，導致分佈結果有些許不同，例如上述提到的，政治人物專訪中的表達範疇的問句功能(expressive category)略顯比立法院質詢多。另外也可以推測，情境的特徵也會影響問句功能的使用。Item 臺灣高中英文教科書「閱讀理解問題」與「課文相關討論問題」之分析研究(2019) 林恬忻; Lin, Tien-Hsin閱讀能力是語言能力之一，也是人們獲得知識的主要管道。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現行高中英文教科書中閱讀選文後的「閱讀理解問題」與「問題與討論」，是否已然符應108課程綱要的精神。針對閱讀理解問題，本研究以英語文綱要高中階段的「閱讀」的各項學習表現，逐一檢視「閱讀理解問題」。選文後的「問題與討論」，涵蓋閱讀後的延伸探討及思考能力的培養，與108課程綱要的素養精神貼近；因此，本研究以英語文綱要高中階段的核心素養，逐一檢視「問題與討論」所觸及的素養面向。 與學習表現有關題目的分析，顯示3-V-7, 3-V-8 and 3-V-10佔四個版本教科書的最大比例。3-V-13及 3-V-15分別佔第2及第3 大的比例。與項目3-V-14有關的題目則沒有出現在課本中。這結果顯示了基礎閱讀能力的培養仍舊是學校語言教育的主流。在核心素養方面，B1-S-U則是四個版本中的討論問題中最需使用的能力，C3-S-U及C1-S-U則分別佔第2及第3 大的比例，這顯示了語言教育仍舊重視學習者語言技巧的使用, 並能流暢及精確的傳達他們的想法。 最後本研究針對分析結果，提供教師，教科書編撰者及未來研究一些建議。Item 「掉」的語義演變與語法化(2014) 陳彤曲; Tung-chu Chen本論文以歷時的觀點研究「掉」字的語義演變、語法化演變模式。上古時期，漢語「掉」字的中心意義為動詞掉1「擺動」，次要義為掉2「扶正」、掉3「帶動」。透過譬喻、換喻等機制，再加上同義並列複合詞的另一個成分的加強作用，中古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多義現象，即以動物的「擺動」為基礎，衍生出掉4「轉動」。掉5「控制」來源為「尾大不掉」，已經延用為成語。由於掉1可以「擺動」無生命物體，加上掉2「掉鞅」被用來指「駕車」，於是中古時期形成掉6「划船」、「駕車」。晉朝郭璞將「掉」字在「掉希間」的「跳躍」註解為「懸」、「擿/擲」，我們認為「懸」是形成掉7「吊」的來源，而「擿/擲」以及「擲」為中心形成的同義並列複合詞是掉8「落」、掉9「遺留/遺漏/遺失」、以及「掉」作為完結標記的語義來源。我們認為掉8「落」、掉9 「遺留/遺漏/遺失」、以及「掉」作為完結標記的用法在南宋是共時存在的。 我們以Heine (2002) 一個語法形式的形成需要四個階段的路徑假說為基礎，以及一個普遍的語法化過程：拋棄 > 完結標記 的理論為背景來分析「掉」的語法化。我們認為造成語法化的語義來源為一連串「掉」的義項：拋/棄/落/移除/釋放/遺留。從晉朝以來「掉」的「拋棄」義都是和同義動詞搭配成複合詞。這樣的搭配造成「掉」本身詞義的擴張，也造成語法化的語義來源成為一連串「掉」的義項，而且當有新的複合詞形成時，「掉」被放在複合詞的第二個位置導致語義弱化，使得整個「V-掉」結構被重新分析成「結果式動詞複合詞」(RVC) 。南宋時期，「掉」在「結果式動詞複合詞」中仍是一個動詞，指涉動作的結果與完成。我們將清朝時的「掉」命名為「結果標記」，因為清朝時「V-掉」結構已經出現「可能式」，「掉」在現在成為「動相標記」，因為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V-不-掉」的結構佔了「掉」詞條的 29.3%，而在清朝的語料中卻只佔5.3%。 根據 Hopper (1991, 1996)的「持續原則」，「掉」從南宋開始就和一連串「掉」的義項: 拋/棄/落/移除/釋放/遺留相關的前置動詞搭配，結果從現代的角度來看，「掉」似乎能無窮盡的和沒有相關意義的動詞搭配成「結果式動詞複合詞」。還有從元、明、清殘留的詞彙含義。元朝時，「掉」在「V-掉」中就有標記物體「從有到無」的意義。明代時，「掉」在「V-掉」中可用來純粹標記「具體動作」的完成，清代時更用來純粹標記「抽象動作」的完成。現代漢語中，「掉」在「V-掉」中可用來純粹標記「狀態的改變」。有些「V-掉」結構有負面的含義，無法形成「得掉」或「記掉」。這一方面是因為語法化的語義來源為一連串「掉」的義項: 拋/棄/落/移除/釋放/遺留，而這些義項本身含有負面的特點。另外，元朝時，「掉」在「V-掉」中就有標記物體「從有到無」的意義，而「得掉」或「記掉」不能被接受，也是因為和「掉」的「從有到無」的意義矛盾。Item 句法提示與分離性之語言機制：以中文名詞及形狀分類詞為例(2010) 李鴻麟; Larry Hong-lin Li本論文主要採用心理語言學途徑來探討中文名詞是否像英語名詞一樣具有標記分離性之語言機制。我們假設與形狀分類詞高度共現的名詞具有[+分離性]的標記，而與形狀分類詞共現率較低的名詞則有[-分離性]的標記。我們設計了二個問卷形式的調查和三個線上實驗來探究這個議題。在數量向度評量的調查裡，我們檢驗具有高形狀分類詞共現率的名詞相較於低共現率的名詞是否會引發較多以數目為判斷依據的效應。結果並不顯著。我們認為這是因為感官認知因素介入的結果。然而，在語句完成的調查裡，我們發現高形狀分類詞共現率的名詞比低共現率的名詞更會引發受試者製造具有非泛指的語句。在自我調度的閱讀實驗裡，我們發現當具低形狀分類詞共現率的名詞出現在量化的語境下，受試者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閱讀理解。而具有高形狀分類詞共現率的名詞則需要較短的閱讀時間。我們認為低形狀分類詞共現率的名詞引發的時間效應是因為其具有[-分離性]的語意，所以會在量化的語境下歷經語意誘迫的歷程。另外，在眼動閱讀實驗裡，也發現到閱讀時間、回溯機率和回溯時間上的效應。在量化的語境下，低形狀分類詞共現率的名詞會引起較長的閱讀時間、較高的回溯機率及較久的回溯時間。最後，在眼動視覺情境的實驗裡，我們也發現當受試者聽到低形狀分類詞共現率的名詞時，注視繪有單一目標物圖片的機率會比聽到高形狀分類詞共現率的名詞時較低。本研究證明了中文名詞的確具有不同的指涉特性。同時，就像英語一樣，也有句法提示機制來幫助察覺詞彙內部具有不同分離性的語意特質。Item 析取、並列、與疑問：一個比較性的研究(2010) 黃瑞恆; Rui-heng Ray Huang本論文探討英語和漢語的析取並列句式（disjunctive coordinate sentences），特別著重於漢語裡三種析取問句的比較，包括選擇問句（alternative questions）、正反問句（A-not-A questions）、以及鄰接謂語問句（VP-VP questions）。 本研究檢視析取並列句式的結構及語意特性，發現此句式和聯合並列句式（conjunctive coordinate sentences）皆具有雙分枝（binary branching）及補語式（complementation）的特點，並且觀察到析取並列句式之語意，和句法移位現象有密切互動。例如，當疑問或非疑問析取句式之並列項沒有時序、因果、讓步或條件之相互關係（correlation）時，此類析取句式歸屬於偶然並列結構（accidental coordination），並列項裡的內部成分不允許被釋出（extraction）。相反的，「否則」（‘otherwise’）析取句式的並列項具有條件（conditionality）之相互關係，而此類析取句式則歸屬於自然並列結構（natural coordination），並列項裡的內部成分可以被釋出。此現象意味著「並列結構限制」（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Ross 1967）並非牢不可破，當並列項的語意具有相互關係時，即為例外。此結果支持張寧（2009a）所提出的「相對性平行要求」（Relativized Parallelism Requirement），根據該要求，語意為決定並列句式合法與否的重要因素之ㄧ。 本研究同時論證，漢語裡的三種析取問句是有必要區分的。雖然選擇問句與正反問句皆為並列結構且皆能進行「並列刪除」（Conjunction Reduction），但此二種句式亦有相異處。首先，選擇問句乃藉由無擇約束（unselective binding）得到認可，而正反問句則經由邏輯形式移位（LF movement）得到認可。其次，僅有隱性並列（asyndetic）結構，像是正反問句，才能進行「音節刪除」（Syllable Reduction）。再者，正反問句的正反形式已歷經俗成化（conventionalization）而定型，而選擇問句的形式則未經俗成化。至於鄰接謂語問句，根據本研究的主張，係由兩個比鄰且獨立的是非問句融合而成，其選擇語意則導因於語用上的重新詮釋。本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鄰接結構（juxtaposition）與並列結構（coordination）不可相提並論，證據之一來自於僅有並列結構適用並列刪除，而鄰接結構則不適用。總之，本研究不僅指出三分法之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說明了如何把漢語裡的三種析取問句區分開來。Item 書寫空間，書寫差異：麥可‧翁達傑的小說(2010) 邱正祥; Chen-hsiang Chiu在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的小說中，「空間」可說是反複出現的主題；但甚少有評論者分析其空間面向。本論文將以空間觀點詮釋翁達傑的四部作品：《行過斯洛特》（Coming through Slaughter）、《以獅為皮》（In the Skin of a Lion）、《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與《菩薩凝視的島嶼》（Anil’s Ghost）。縱貫全文的主要論題為：就事件的發生而言，空間本身並非是個給定的靜態結構或背景；空間是各種「他者」生活世界軌跡的相互交疊，顯現為無數的差異與複雜性。 緒論〈翁達傑的小說：邁向空間化的閱讀〉論及「空間化」的重要性。之前評論者傾向透過後設歷史主義（metafictional historicism）解讀翁達傑的作品，認為歷史主義顛覆地重構遭排除的他者敘事。然而我們應視「空間」為動態與差異化的過程，體認他者的敘事必然牽涉到地理空間，敘事無法化約為歷史。重新審視空間乃差異與異質的體現，筆者援引列伏斐爾（Henri Lefebvre）、傅柯（Michel Foucault）與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空間理論來探討抵抗的空間。第二章〈反再現的空間：《行過斯洛特》〉以列伏斐爾的觀點說明他者空間抗拒再現。本章開頭的題旨為：即便是後現代式的主體亦需佔據空間位置以展現話語行動。基於主體性根植於空間的論點，本文進一步探討小說主角所佔據的主體空間是否能被再現。筆者將以列伏斐爾的「概念空間」（conceived space）、「生活空間」（lived space）與「節奏分析」（rhythmanalysis）回答此提問。第三章〈《以獅為皮》：書寫異質烏托邦〉分析翁達傑如何重寫多倫多城移民的空間經驗，以及他們如何挪用城市空間以作為抵抗策略。《以獅為皮》呈現這樣的矛盾：權力滲透至各空間角落，卻無可避免地遭遇主體的抵抗。傅柯的「異質烏托邦」（heterotopia）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此矛盾：宰制與反抗、秩序與失序實為共存關係。第四章〈解構中心∕邊緣：《英倫情人》中的德勒茲式繪圖學〉首先批判中心∕邊緣的空間典範：對照於充滿霸權與壓迫的中心，邊陲常被浪漫化為抵抗的場域；然而此空間觀奠基於二元對立邏輯。為突顯空間是更複雜的交疊過程，筆者以德勒茲與瓜達理的「平滑空間」（smooth space）及「條紋空間」（striated space）來重新思考空間的動態關係：空間是力量（force）匯聚的場域（field），這些力量時而相互角力，產生矛盾；時而構連，機動接合（assemblaged）；時而組織疆域（territorialized），又忽而解疆域化（deterritorialized）。第五章〈逃逸家園─移動中的空間歸屬感：《菩薩凝視的島嶼》〉指出作者翁達傑未將邊緣（如斯里蘭卡）置於優位，以返（反）寫（write back）帝國；相反地，他挑戰反殖民（anti-colonial）論述中常見的思維：邊陲，亦即被殖民的母國，代表應許「培力」（empowerment）的所在，俾使被殖民的主體尋回國族認同。對此，筆者將論述家園的概念如何受區位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所建構，並探討此概念如何在跨國移動的情境下面臨解構。Item 倫理與恐怖: 寰宇小說與九一一(2013) 張懿仁; Yi-Jen Chang九一一恐怖攻擊是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中最獨特和具標誌性的事件，因為此事件為人類最深層的恐懼定調。九月十一日這個日期無疑地標誌了我們在認知層面深陷於恐懼和安全，危機和秩序，敵人與朋友等概念的戀物般地崇拜。隨著九一一事件，一個「我們／他們」，「朋友／敵人」的分際不斷地被用以構築公共情感、國際結盟和認同的座標。我們能瞭解九一一事件對全球人類帶來的創傷，但我們也必須警覺到這個創傷被挪用為合法化美國為鞏固其全球霸權而發動的反恐戰爭的理想托辭。 本論文以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為出發點，欲探討是否仍有別於主流「我們／他們」論述的其他可能。本文的關懷在於討論這個對於九一一事件的非主流的回應如何自寰宇論述、生命政治論述、全球化理論、邊界與移動的論述以及性別與種族論述的重重對話中產生。本論文據此試圖爬梳出一個能跨越國家邊界且能涵蓋當代人類經驗的回應。我認為寰宇論述內在的政治承諾與倫理責任的深刻意涵能夠使我們抽離受限於國家邊界的個別經驗而以全人類作為理解九一一事件的參照點，生產出我們對九一一事件的非主流回應，免於被收編於一個霸權式的大論述中而抹除了個體的獨特單一性的微觀論述。藉由寰宇論述及其倫理意涵的批判視角作為方法論，本文認為Ian McEwan的 《星期六（Saturday）》，Joseph O’Neill的 《荷蘭 （Netherland）》 與Mohsin Hamid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不能因其書寫者之國籍簡約歸類為當代英國小說，美國小說或南亞裔小說，也不能因其書寫內容關乎九一一恐怖攻擊此一「全球」事件而將之歸類為世界文學。本文認為這些小說作家自身及筆下人物背景呈現的多國連結的複雜性及對九一一事件之回應揉合了他者的再現與批判應被定義為寰宇小說。本文先就寰宇小說之關懷對象與再現策略定調，進而藉由重思德希達的aporetic hospitality和對他者的責任的概念與全球危機和美國霸權間的對話以分析小說中所再現九一一事件中被妖魔化的他者來討論寰宇論述與實踐如何真正公平對待全球危機與恐怖威脅下的真正「受害者」。Item 關係子句於英語為第二語言之即時處理研究(2010) 賴昱達; Yuda Lai本論文研究主旨為探討不同程度之台灣英語學習者理解英語關係子句之即時處理歷程。本研究劃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實驗一與實驗二）觀察英語學習者如何處理帶有「先行詞（filler）－間隙（gap）結構依存關係」之主／賓語提出關係子句，並檢視非結構因素（詞頭之名詞生物性）於其處理過程中之角色；第二部份（實驗三與實驗四）觀察英語學習者如何處理帶有「主動詞－過去分詞結構歧義性」之省略式關係子句，並檢視非結構因素（名詞生物性和動詞做為過去分詞之頻率）於消歧過程中之角色。研究方法皆以自訂步調（self-paced reading）與眼動追蹤（eye-tracking）二種線上閱讀實驗法來了解結構與非結構因素於學習者處理語句的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檢視其是否如淺層結構模型（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 Clahsen& Felser (2006a)）所假設之與母語人士的語句處理歷程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本研究中各實驗之受試者皆為二組不同英語程度之台灣英語學習者（分別為符合《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所定義之中級與高級程度）和一組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人士。 第一部份的研究結果顯示，不管對英語人士或學習者而言，主語提出的關係子句較賓語提出的關係子句容易理解，而帶非生物性詞頭之賓語提出關係子句又較帶生物性詞頭之賓語提出關係子句容易理解。上述之「主語優勢」以及名詞生物性造成關係子句處理難易度的不同顯示出結構與非結構因素皆影響了處理關係子句之即時歷程，也證明了學習者於語句處理過程中可運用的資訊與英語人士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唯一的差異在於如何運用名詞生物性於依存關係的建構或修改方式。本研究主張英語人士處理主／賓語提出關係子句的模式支持了以語句結構為本的「模組假設」（module-based hypothesis, Frazier (1987)），而英語學習者的處理模式則支持了以功能為本的「約束假設」（constraint-based hypothesis, McDonald et al. (1994)），因為自訂步調的實驗結果顯示在非結構因素所提供之訊息彼此產生衝突時，英語學習者傾向不做立即的句法分析決策與指派句法角色給關係代名詞，因此上述的「主語優勢」以及名詞生物性對語句處理的影響只反應在主動詞區。此「延後決定」之假設也於眼動追蹤實驗裡得到證實：上述效應只反應於語句再加工的二項眼動指標（regression path time與total reading time）但未反應於初始語句處理的二項眼動指標（first pass time與first pass regression ratio）。學習者英語程度的差別只反應在處理語句的速度，但並無證據顯示使用的處理策略有所不同。 第二部份的研究結果顯示，不管對英語人士或學習者而言，消解「主動詞－過去分詞結構歧義」的方式與詞彙歧義消解的機制類似，支持了以功能為本的「約束假設」（constraint-based hypothesis, McDonald et al. (1994)），也證明了學習者於語句處理過程中可運用的資訊與英語人士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於語句處理的初始階段中，名詞生物性與辭彙頻率等非結構因素皆與最小連接處理原則（Minimal Attachment）所造成的歧義產生立即性的交互作用，因而造成消解「主動詞－過去分詞結構歧義」之難易度有所不同。其間的差異在於如何運用非結構因素來消解歧義的方式：對英語人士而言，當主詞為非生物性名詞時，不管動詞辭彙頻率高低，皆能避免花園路徑句（garden path sentence）的產生，因此消歧介系詞片語（by phrase）的出現並不會造成更長的閱讀時間，而辭彙頻率的優勢只反應於介系詞片語後的主動詞區內；對學習者而言，當訊息產生衝突時（如辭彙頻率高但主詞為生物性名詞），交互作用則提早反應於歧義動詞區內的處理時間，此處理成本能有效避免花園路徑句的產生。上述的處理成本交換機制（trade-off mechanism）也透過眼動追蹤實驗的first pass time與regression path time二項指標獲得支持。學習者英語程度的差別則反應了其對何種非結構資訊的敏感度。 綜合上述結果，英語學習者於關係子句的處理歷程中，可運用的資訊與英語人士並無本質上的不同。然而學習者傾向評估訊息的一致性，當訊息彼此衝突時，可能造成「延後決定」的策略運用或處理成本交換機制的產生，而對訊息的敏感度又與學習者本身的語言程度有關。因此，本研究主張第二語言的語句處理模式支持了以功能為本的「約束假設」（constraint-based hypothesis, McDonald et al.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