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著作

臺灣清代漢籍移民的祖籍地在閩、客方言區的歸屬上，許多雖可清楚分辨，如來自彰州府的大部分縣份、泉州府全區的移民屬於閩南語區，來自汀州府、嘉應州的移民說客家語。但在閩、客族群的交界地帶（如漳州西陲地區、潮州府饒平、揭陽、普寧與惠州府的海豐與陸豐）常常是閩、客語均通行的雙語區。閩、客族群遷徙到臺灣之後，受移入地優勢族群方言的影響，致使部分人士所使用的母語翻轉的情況所在多有，目前臺灣閩、客方言區的空間分布形態，是長久以來方言競合與族群融合的歷史過程，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是涇渭分明的。研究者在先前的研究中提出新屋及新豐兩地在區域開發的歷史過程中，存在一群能通閩客雙語的半福佬客族群，提出半福佬客族群主要來自粵東閩客雙語區的假設。這群半福佬客的閩南語口音呈現偏漳州音的態勢，卻與相鄰閩南語區的泉州口音及客家語有所差異。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本研究採取田野調查與地圖分析並進方式。具體而言，本研究所欲達成的目的如下： 1.利用地圖地名資料繪製粵東與福建地區的閩客歷史方言區分布圖。 2.明瞭研究區各重要世居宗族在研究區及其祖籍地的空間分布形態。 3.確認研究區在拓墾之初的方言群或次方言群的歸屬。 4.比較並解釋研究區在拓墾之初的閩、客方言群及次方言群分布的地理空間意涵。本研究利用相關文獻、網路資料、粵東實地的訪查，當地人證實了粵東閩、客雙語區存在的可能性，此過渡區的寬度約在5-15公里，取其平均值10公里寬。閩南與閩西由於閩客混居地年代較早，其方言界線則取15公里寬，諸多的討論也指出這個區域是閩客方言犬牙交錯的區域。其次，利用各種《廣東省地圖冊》及《福建省地圖冊》中的閩、客式地名資料，繪製歷史方言區圖（閩南語區、閩客過渡區、客家語區），進一步比對相關閩客語方言的分區發現，兩圖的閩客界線大致與本研究所繪出的閩客方言區圖可相吻合，但本研究所繪製的方言區圖更為細緻，更能表現方言演變的歷時性影響，可作為本研究所使用的閩客歷史方言分區；其次，將田野訪查到的世居宗族原鄉地名放到此方言區圖中，以繪圖方式還原了研究區在「拓墾之初」，方言群或次方言群移民的區域分佈狀況。本研究已獲得足夠的證據，來論證研究區在區域開發的過程中，確實存在半福佬客族群。且半福佬客區閩南應當從新竹縣竹北六家，經新埔枋寮、新豐鄉到桃園縣新屋鄉、觀音鄉到中壢，再到八德構成一個帶狀區塊，零星分布於新竹縣湖口鄉與桃園縣楊梅鎮，作為兩側的閩、客族群的緩衝區。但各自構成這群半福佬客的祖籍地也有區域差異，觀音鄉觀音區、新屋、楊梅、新豐、湖口地半福佬客主要來自清代惠州府陸豐縣大安墟（今大安鎮），六家、枋寮、中壢與觀音新坡區以饒平籍為主，八德則為詔安籍，這部分的假設有待後續研究加以釐清。研究區內閩底半福佬客主要原鄉為清代惠州府海、陸豐地區，約在明朝到清初之時，遷徙到海、陸豐地區，其後逐漸與客家人接觸，而發展出閩客雙語能力。研究區內的福佬人移民在拓墾之初，雖屬於弱勢族群，但由於能通閩、客雙語，與周邊族群能形成和諧的社群關係。其後，基於具備閩、客雙語能力、偏漳州口音，加上省籍意識及祖籍認同等因素影響，新屋地區的能福佬人很快的融入以海陸客為主的客家圈，或者北桃園（以漳州移民優佔）的閩南圈，或作為桃園地區（北）閩、（南）客之間的緩衝帶，使得這個區域在清代很少發生械鬥。在研究區偏內陸地區的原本能說閩南語的半福佬客，受到周邊的強勢客家語滲透，最初雖能使用閩、客雙語溝通，左右逢源，但相對弱勢的海、陸豐福佬語終究會被優勢語言（海陸客語）所取代，文化認同也轉向客家認同，整體趨向於客家化。新屋及觀音沿海地區的半福佬客及客家族群，則受到臺灣強大環境及鄰近地區閩南語的滲透，閩南語反而有蓋過客家語的趨勢。其次，利用世居宗族祖籍地的微觀調查與分析可發現，研究區族群的空間分布具有明顯的區域規律性，從大分類的以同方言群宗族的區域聚集現象，到小分類的來自相鄰及相同鄉鎮祖籍地宗族的區域聚集現象也頗為明顯，這種現象在人文地理上也具有一定的意義。一群來自嘉應州長樂縣安流鎮以南之地的移民，構成了四縣系與海陸系客家移民之間的緩衝地帶。楊梅及新屋地區的長樂籍移民主要分布在富岡附近的村落，呈現小區域移民地緣性聚集的情形。檢視其祖籍地，不僅僅是屬於長樂，而且幾乎均位於安流鎮以南，安流以南這個區域的客語口音，具有海陸腔與四縣腔的過渡色彩，而且較為接近海陸腔。若貿然將其口音歸入四縣系，則無法看出其人文地理區位性。可見微觀配合宏觀的研究途徑，可協助釐清次方言群分布的歷史地理意涵。本研究所涵蓋的三個鄉鎮在進行微觀田野訪查與宏觀的地圖比對之，均可看出以方言群與類似祖籍地為群聚的地緣性色彩，每個鄉鎮均可分出若人文歷史地理區，如楊梅可分為：海陸客語優佔區、半福佬客與客家話混合區及四縣客話優佔區；新屋可分為：半福佬客優佔區與客家話優佔區；觀音可分為：半福佬客與客家話混合區、閩南語區及閩南語與客家語混合區。楊梅及新屋地區的世居宗族的祖籍地很一致的屬於粵東地區，但也顯示隨方言群與原鄉的區域分布而居。在臺灣開發史上楊梅鎮與新屋鄉約略分屬於三個墾庄：萃豐庄、大溪墘庄與諸協和墾號。這三個墾庄的創立與發展過程，展現出與世居宗族祖籍地、方言或次方言群的地域性結構緊密呼應的態勢。祖籍海、陸豐籍的移民主要分布在土牛溝以西之地，但又以社子溪為界劃分成兩個方言群，溪北的大溪墘庄定居的墾民主要為具備閩、客雙語溝通能力的半福佬客群，社子溪北岸的高山頂一帶則呈現半福佬客與客家移民混居的現象，具有族群空間分布的過渡性色彩。溪南的萃豐庄以說海、陸腔客語的墾民為優佔；土牛溝以東的諸協和墾庄則以說四縣腔客語的移民為多。這三個墾庄不僅僅是墾庄而已，實際上也演變成三個歷史地理區域；社子溪與土牛溝是構成這三個區域的地理界線。影響至今，這個區域部分的人文區域結構（如民間信仰系統、方言或次方言群分布），仍一定程度反映著拓墾原初之時的地域性結構格局。再者，楊梅及新屋地區居民使用的方言（次方言）經過二百餘年的競合與重組，海陸腔客語逐漸成為整個楊梅及新屋地區的優勢腔，反映著方言競合過程中眾勝寡消的規律性。觀音是本研究三個鄉鎮中地緣的雜異性最高的地區，顯示觀音世居宗族祖籍地的地緣性具有過渡性色彩，方言口音隨之具有過渡性色彩。西北部草漯區以漳州籍移民優佔，目前居民口音仍偏漳系。西部觀音區半福佬客所使用的閩南語偏漳系，客家語偏海陸腔。東南部新坡區上大等村居民雖來自潮汕區，但其母語已融入當地偏漳系閩南語中，潮汕話不復被使用，新坡區的客家語逐漸接近四縣腔與饒平腔的趨勢，若聯結楊梅與中壢的世居宗族樣本，也可發現其祖籍地具有地緣性的過渡性色彩。再者，以現今的角度觀之，研究區內有許多看似錯置現象的閩、客式地名（客家區不應該出現閩南式地名），尤其以屋、厝為代表，經本研究之後發現，雖有少數地名確實是屋、厝錯用，但多數符合區域開發方言群與世居宗族的分佈態勢。地名是語言的活化石，方言競合過程中，新屋、楊梅及觀音這些閩底半福佬客所持的方言逐漸轉換，地名卻保留歷史的遺跡。一直以來臺灣關於閩、客族群關係研究，由於欠缺祖籍地的實地訪查資訊，又囿於「粵東等同於客家地區」「海、陸豐即是客」、「饒平即是客」的刻板族群論述思維時，以致相關論述無法突破。本研究嘗試透過翔實田野調查與地圖比對、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功能，將祖籍地或本地（新屋、楊梅與觀音）的族群互動關係，放到主題地圖上呈現，讓數字說話，以驗證相關假設，本研究已經獲致不錯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所發現的貢獻在學術上的意義，不僅可用於台灣各區域方言演進的解釋上，更重要的是有助於還原臺灣拓墾史上的閩客族群互動關係。然而，此解開一區域現象，必須建立在細緻的田野調查資訊與地圖資訊解析的研究取向上。最後研究者要再次強調，本研究所得出的方言群或次方言群的地理分布態勢，乃是在還原歷史過程，目前臺灣閩、客方言區的空間分布形態，是長久以來方言競合與族群融合的歷史進程，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是涇渭分明的，在利用本研究成果來解釋現今方言群或次方言群的區域分布時，不宜作毫無選擇的套用或作以偏蓋全的選擇性援引。

本研究整理了從清末開始，台北盆地在不同時期的地名與街名變化，分析當時命名者空間認知方位的變化。清代的台北盆地是屬於農業社會，農田灌溉的水圳系統深刻地影響了先民的空間認知；在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和台北城內）時期，發展出了數種不同的空間觀點，例如與淡水河沿岸平行的河港型市街模式（由西向東）、從官署座向（由東向西）產生的空間認知，以及受到風水與坐北朝南中國傳統統治觀點影響的空間觀。到了日本時代，統治者引入了科學治理與現代的都市規劃技術，將過去地名與街名中的傳統空間認知觀點逐漸抹去。二戰後，國民政府在未考慮都市未來發展的情況下，以中國大陸地名系統替台北市的街路取名，引進的「大中國規劃者中心觀」，除再次抹去了台北殘存的歷史空間認知外，並因市區內東、西路所佔比例的分配不均，造成現代台北市空間認知出現東西區極度不對稱的特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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