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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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1930—40年代師陀小說中的女性人物之研究(2018) 時成; Shi Cheng師陀是位具有獨特創作個性的作家,與京派、左翼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卻不參加任何文學陣營。孤獨使他保持冷靜的思索,使其積極吸收各家之長,悄然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文化環境和成長經歷帶給他創傷性體驗,但面對黑暗的現實世界,文化啟蒙的使命感使他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將中國真實的狀態展現給眾人。師陀在文壇上默默地耕耘,創作出眾多題材的優秀作品,給中國現代文學史帶來一道獨特的風景。 本論文以1930—40年代師陀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為研究,運用文本細讀分析與比較等方法,以揭示師陀小說創作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對女性人物命運的關照與情懷。第一章緒論說明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目前的研究現狀;第二章將以晚晴至民國早期的歷史文化背景為主,簡略探討女性人物在五四時期男女作家筆下的文學敘述;第三章則探析師陀在1930年代的文學創作背景,並通過文本細讀分析師陀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刻畫,以及這一時期師陀文學書寫的藝術風格;第四章承接第三章,探析1940年代師陀的時空背景,以及這一時期他筆下的女性人物及其敘事風格;第五章結語概括總結本論文。Item 2008年燭光示威在韓國社會運動中的意義-運動型態與其影響(2020) 張琳; Chang, Lin燭光示威是一種和平的社會運動形式,大家一同舉著白色燭火上街表達自己的訴求。2000年代,韓國開始出現「燭光示威」形式的社會運動。較多人參與的燭光示威運動有以下幾個:2002年,抗議美軍裝甲車碾死女高中生的民眾上街舉行韓國首次的燭光示威,有五萬民眾舉著燭火在首爾光化門一帶參加示威運動;2004年的燭光示威是為反對國會彈劾盧武鉉總統而舉行;2008年則為反對美牛進口而爆發的燭光示威運動,運動期間也加入了其他議題,一同構築成2008年燭光示威的樣貌,此次燭光示威運動共計百萬人上街抗議。 上述燭光示威運動中,以2008年反對美牛進口的燭光示威最為浩大,除了以「燭光文化祭」的稱號走上街頭,此次燭光示威運動也改變了韓國人民的社會運動參與方式以及宣傳形式。首先,新興的網路與「一人媒體」(1인 미디어)成為此次燭光示威運動中重要的集結因素。發起此次運動的開端,是在一個需要會員資格的網路café裡產生,接著推廣到其他的社群媒體上,將網路族群整個串聯起來,從年輕人到中、老年人,都一同拿著蠟燭走上街頭;再來,隨著示威運動的進行,原本和平的集會卻因為網路、電視與平面新聞媒體誇大與兩極的報導,加上政府的不回應與強硬手段使示威運動也曾出現與警方對峙的激進色彩。2008年燭光示威運動落幕後,此次燭光示威運動的運動形成方式、意義與特色也影響到韓國之後的社會運動,受影響較深的是2016到2017年的倒朴燭光示威運動。 因此,筆者欲藉由分析2008年燭光示威運動隨著時間推移而發展出的框架與訴求的變化,討論2008年燭光示威運動的運動型態特徵,並總結2008年燭光示威對之後韓國社會運動的影響,分析韓國社會運動的新動向,並且舉受影響最深的2016~2017年倒朴燭光示威與同時期出現的太極旗集會為例。Item G.K. 切斯特頓《布朗神父探案全集》系列中的東方形象塑造(2013) 張舒妍; Shu-Yan ZhangG. K.切斯特頓創作的偵探小說《布朗神父探案全集》,處在外表精明的偵探和物證推理搭配的偵探小說黃金時代,創造出一個外型平凡的宗教人物式偵探,搭配心證推理的辦案方式,不僅是偵探小說史上的先例,同時也是他個人對19、20世紀歐洲世界由人文、科學甚至神祕主義思想主導社會趨勢的反省跟質疑。 而這種反省跟質疑也反映在他對東方的評論,以及小說中顯現的東方形象。切斯特頓的東方經驗雖然最遠只到埃及,但他既是記者、時事評論家以及作家,使他在19、20世紀這一個歐洲帝國主義下的東方話語權高漲的年代,不論在現實生活的評論中對東方的評述,或是虛構世界中運用東方達到的故事效果,東方也都能成為他信仰傳達話語的工具。在現實生活中,他極力反對歐洲人對東方自中世紀就存有的神祕論調,鼓吹真正神秘的、難以理解的是存在西方的基督信仰;在小說中,他經常在情節發展中首先運用東方使案件達到神秘的效果,目的是憑藉布朗神父的智慧和那從信仰上明白人類本性的破案,最終消解東方的神祕性。他對東方話語的運用,與同時代強調科學、人文的歐洲人不同,但面對東方,他那認為東方人亟需福音的心態,又與歐洲信仰的殖民心態相近。 本文回顧歐洲從13世紀以降到20世紀,歐洲的東方形象差異跟轉變,指出生活在19跨20世紀的切斯特頓,小說中提到的東方形象,如:人物樣貌、傳說詛咒、象徵物等等,與東方的歷史傳說做對照,尋找切斯特頓在文本外,可與東方的歷史訊息相對應的部分為何。接著以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分析方式,探討創作時與社會切割開的切斯特頓,如何藉由東方的元素影響案件,或是結合他自己的東方觀看和經驗來想像、創造及呈現出的東方人物、時空、神秘感等等,循序漸進地解構東方。 最後可以看出,切斯特頓對東方的話語權,展現在他文本外真實生活對「不神秘的東方」的鼓吹,以及在小說創作文本內的虛構東方,和文本自足後切斯特頓試圖隱含在文本後,交由不可靠敘述者講述故事,並對其隱含讀者傳達信仰真相的期待感。東方在切斯特頓兩種情境下的存在,真實的反映了薩依德「東方主義」對帝國主義東方話語權的真相,亦即東方不是一個實體,而是傳說、觀看加上逐步成熟的意識形態下集體記憶的產物。Item 「は」的根本問題—從三上章與西田哲學的對論談日本靈性—(2016) 吳星瑋; WU, SHIN-WEI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揭露出何謂「日本靈性」,而這個問題直接關聯到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背後是否具有一種別於他者的獨特「構造」。本文站在晚近語言學研究中認為語言習慣能夠影響思想差異的立場出發,企圖藉由對日本語構文中負責「係り結び」的係助詞「は」在日本語文法體系中位置及使用功能的解明,以探討日本人的世界觀是如何被語言所限定。再者,此研究將會進一步透過最能夠代表日本原生哲學思想的哲學者西田幾多郎的哲學體系所呈現出的邏輯構造,來回頭與日本語構文結構互相參照,試圖揭示語言與思想的同一性,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綑綁」而密不可分的「限定關係」。被譽為日本語學之父的三上章認為,係助詞「は」主要具有提示主題與取代其他格助詞角色的兩種功能,反對傳統在日本學校教學體系中所使用的「學校文法」中所定義「確立主語」的用法。三上提到,日本語並非如「西洋語言」的文法系統一樣必須要有「主-述」的對應關係,而是具有自身「述部一本建」的語言特色。這種對於述部的重視而取消了「は」確立主語的影響力,正能夠讓我們對西田幾多郎與田邊元對於「場所的自我展開」與「種的媒介」兩種不同立場的論爭有所省思。本研究即是希望以雙邊螺旋對比的方式,觀看所謂「日本精神」的兩個不同面向,談論當不同面向的思維落實在現實行動中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差距。我們認為這樣的差距在近代日本中獲得相當具體的體現,這種差距主要在於「國家」與「個人」的對立。也就是丸山真男所談論的「制度」與「精神」的拉扯;也因此我們必須談論丸山的日本論,而丸山真男的方法學也將在本文中扮演貫穿全文的角色。這兩者之間有無對立?若有,這樣的對立我們應該如何超克?我們認為解決的關鍵在於後期西田所提出「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概念。這是一個「去除概念限制」的「概念」,是前期「純粹經驗」概念的核實。套用西田的話來說,「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雖然是「同一」,但卻並非「無差別的同一」,而是辯證的一。自我雖在,但卻必須死,經由死而轉換成一。而死卻不意味自我的消失,自我仍在,以死的方式在。「死到生」、「生到死」的構造形成了一種動性,歷史由此而得以成立。我們只有經由「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概念才能夠超克所謂的「日本精神」,才能夠談「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談,西田哲學從來也不是日本哲學。Item 一個事件,兩種論述? 韓半島和臺海核心現場戰地展示論述之比較(2021) 周田力; Zhou, Tian-Li20 世紀中葉以來,在東亞有兩處因戰爭造成的分斷:一處在韓半島,另一處和臺灣海峽有關。這兩處分斷在經歷戰爭和長期的軍事對峙後,在曾經發生戰爭的地方出現了不少擁有相關論述的展示館,而歷史對立主體的展示如何論述同一場戰爭是本研究關心的課題。引申南韓學者白永瑞「核心現場」的概念,使韓半島和臺海這兩個東亞近代史的紛爭之交織能有所關聯。本研究將聚焦在韓半島南北兩側和臺灣海峽兩岸的主要戰地展示之論述,先解析並直接比較「南韓-北韓」和「臺灣-中國大陸」四地戰地展示的內容,再從宏觀記憶和微觀記憶的視角綜合比較韓半島和臺海的戰地展示,以期發現戰地展示的核心價值。經過一系列比較研究,歸納出:「和平共處」(keep peace)、「擱置爭議」(keep reconciliation)和「保持溝通」(keep talk)是戰地展示的核心價值。Item 一座《十二樓》,尋幽言未休: 茅國權與韓南《十二樓》譯本比較研究(2013) 張玲瑜; Ling-yu Chang李漁生前火紅,死後冷落,名噪當時,卻消乏後世,由於作家本身特立獨行的言行舉止,為時人所不齒,令其小說作品向來難有較為公允的正面評價,洵為一悲劇天才。直到孫楷第先生開始研究李漁的小說起,提出笠翁是清代短篇小說佼佼者的論點,才逐漸扭轉李漁的文學史定位──如今,李漁的擬話本小說被視為繼《三言》、《二拍》之後的第二座里程碑,更是清代白話短篇小說之冠,而《十二樓》則是中國現存唯一完整無缺的李漁短篇小說集。 自1815年《十二樓》中的短篇小說〈三與樓〉被翻譯成英文後,李漁的話本小說躍上國際舞臺,其中單篇的法文、德文譯作也陸續付梓,其小說中的文學成就更大受激賞,笠翁儼然成為海外漢學界的明日之星。直至二十世紀後半葉,史上第一本英文全譯本問世,於1975年由茅國權創作而誕生;爾後,韓南又於1992年出版節譯本,選譯其中六篇小說。本篇論文則以此二者為研究對象,細究其間的個別差異,試圖探討本於同一原著卻呈現截然不同風貌譯本的翻譯行為,即兩位譯者如何處理李漁的《十二樓》,以期印證譯者自身文化對譯本的巨大影響。 在第一章緒論中,涵蓋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對象及目前相關研究概況等內容。第二章就基本背景知識進行連結,簡介李漁的時代與著作、後人對李漁的評價以及《十二樓》的文學成就和譯本的傳播概況。在第三章中,分析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著重在篇名、內文、注釋與文體方面的處理。在第四章中,剖析譯本間的技法運用,探討人物譯名的安排、語言魅力的掌握、翻譯策略的使用以及誤譯的產生和避免等內容。第五章結論,則對本論文做概括性的總結,闡明兩譯本間的差異是由於譯者本身文化背景與個人翻譯意識,也提出研究後觸發的新議題,以供研究者參考。Item 世代差異對臺灣民眾在同性婚姻議題態度之影響(2020) 林子云; Lin, Zih-Yun近年來,臺灣社會世代差異問題持續發酵,同性婚姻合法化議題隨著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以及相關公投案提出後,似乎再度引發一波世代之間的明顯對立。為了解此一世代差異是否存在、及其具體影響為何,本研究透過TEDS2018選舉調查資料以及深度訪談,嘗試針對不同世代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看法與途徑偏好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不僅青年世代比其他世代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且越年輕的世代呈現越支持的現象。此外,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途徑上,青年世代比其他世代更加偏好以修訂民法方式保障同性婚姻,且明顯發現越年輕的世代越偏好以民法的方式保障同性婚姻。在世代價值觀差異方面,青年世代在同性婚姻議題上較為聚焦在制度平等觀念以及人權考量,而中年及老年世代則較傾向從傳統價值的延續以及傳宗接代的觀點出發思考同性婚姻議題。Item 中共推動廣西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園影響之研究(2018) 陳佳靖; Chen, Chia-Ching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使得投資環境改變迅速,土地、人力、環境、生產成本上升,致使許多傳統產業和加工代工的台商企業面臨嚴重的轉型升級問題,不是經營困難退出生產,就是向其他地區或國家轉移。十九大後,中國大陸政府更加速供給側的經濟結構改革,產業的升級轉型面臨高度競爭之外,還面臨習近平新時代下對各種環境保護以及社會保障的經營成本大增的挑戰,台商面臨到空前的生存與競爭的壓力。 因此在習近平新時代下投資環境的丕變,中共當局對於台商的政策也有別於以往,相對於80年代(三來一補)的加工傳統產業,90年代電腦代工產業以及2000年以後致力於推動兩岸共構全球生產供應鏈的產業合作型態,習近平主政之下,對於轉型升級發生困難的台商也提供引導與扶持的政策,然而這些新型台商政策有他內外兼顧的政經考量。 對內而言提供政策誘因引導台商到新型態的台商園區,以減緩升級壓力也促進新型園區的地方繁榮,因此新型園區都選擇在邊境地區或內陸。對外而言,有積極協助促成習近平所構建「一帶一路」的對外經濟戰略,也有在抵制台灣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引導台商回台投資或至東南亞轉移。 本文選擇以「廣西兩岸產業合作園區」為例,來說明中共在習近平新時代下對台商的政策涵蓋上述所言「內外兼顧」的政經思考,亦可了解最新台商所面臨到投資經營環境的機遇與挑戰。Item 中共與印度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關係(2015) 李庭碩; Ting-Shuo Lee「印度太平洋」作為一新興的地緣政治概念,將傳統被視為相互獨立的太平洋地區與印度洋地區整合成一連續的地理空間,近年受到各國廣泛的討論與重視。探討印太概念的成形與發展後,本研究認為除地區國家實力的崛起之外,全球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移動等等因素,都大幅提升了印太地區的重要性。目前印太地區內的重要行為者,非中共與印度莫屬,中印兩國的崛起,不只會改變區域局勢,對全球的勢力平衡也有所影響。本研究依循地緣政治的研究途徑,綜論中印的陸地與海洋安全關係後,認為陸地邊界問題、陸權影響力競爭及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為未來中印安全關係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中印在1962年曾因邊界問題爆發戰爭,雖然雙方在重新接觸後建立起多種協商機制,不過,多年的談判尚未能完全解決此紛爭,陷入談判深水區的陸地邊界爭端未來將繼續阻礙中印關係的發展。除邊界爭端外,勢力垂直擴張想西出印度洋的中共與勢力水平擴張意圖東進太平洋的印度,在印太地區競爭海陸影響力的格局已經成形。未來,中印在印太地區陸權與海權勢力的劃分,將成為中印邊界問題之外,影響中印安全關係及印太局勢發展的重要課題。雖然中印安全關係的發展面對許多挑戰,但協商機制的建立與運作、經貿關係的深化,加上新任領導人目前對雙方友好關係的強調,都有助於中印安全關係在短期內繼續維持和平。Item 中國大陸八九十年代的現代新儒家研究 ——以徐復觀為例(2014) 藺桃; LIN TAO本論文整理分析了「港台新儒家」作為外來詞彙,於1980年代進入中國大陸學界后,大陸學者對其進行「現代新儒家」再詮釋并加以研究的過程。借用徐復觀整體論的宏觀研究視角以及傅柯的系譜學的微觀研究方法,筆者發現,此過程伴隨著大陸學者與港台新儒家之間、大陸不同學派學者之間話語權的爭奪;在八十年代新啟蒙運動(文化熱)、九十年代「保守」成為主潮的時代變奏中,「現代新儒家」並非僅僅為研究對象,而且為中國大陸學者提供了知識和研究方法,架設起了中國大陸學者與海外學界交流的橋樑,同時深刻參與到了八九十年代轉型中國的思想論爭中,是促成中國大陸重新分化的思想界的重要原因。 中國大陸八九十年代的「現代新儒家」研究,與八九十年代從「啟蒙與救亡」向「激進與保守」過渡及至「反思現代性」的現代思想史解釋模式密切相關,不同解釋模式下中國近代史上的兩大命題:「傳統」與「革命」被不斷詮釋,「現代新儒家」在不同時期主導模式下也被一再詮釋。 徐復觀從一開始以「美學家」身份進入中國大陸思想界,作為對儒家政治思想有深刻闡發的新儒家,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其政治哲學對儒家與自由主義者因應現實政治的社會政治哲學的建構,有重大研究意義。 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建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成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時代任務,也正是在此思想意識上接續起了「現代新儒家」的道統意識。 在21世紀能否建立起可慾的中華現代文明與儒家能否重新回歸其歷史地位是同一問題的兩個面向,既需要中外儒家學者在「理」的層面做出疏通,亦需要在「勢」的層面形成共識。Item 中國大陸政教關係之微觀研究:以北京基督教為例(2020) 李求恬; Lee, Chiou-Tian在中國大陸基督教界被比喻為「羅馬」的北京城,黨國的宗教工作與政策均直接影響北京的政教關係。本論文以改革開放後的北京基督教與田野調查個案為例,探討統合主義下北京政府對基督教的管控,發現不論在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中,均出現統合不完全的宗教行為,文中輔以宗教市場理論,進一步分析這些宗教行為造成的基督教灰市,對北京政教關係的影響。研究發現,在宗教中國化的政策下,黨國除了加強對高校的黨國思想教育,同時積極引導基督教接受黨國統合。而本論文認為,只要這些灰市中的宗教行為依然存在,北京的基督教政教關係,就會繼續維持統合不完全的平衡。Item 中國對北韓發展核武的立場與對策之研究(2023) 金明珍; Kim, Myungjin中國對朝鮮 推進核開發一貫持反對立場。20世紀90年代以後,朝鮮兩次退出NPT和6次核試驗期間,中國的對朝政策和對朝核政策逐漸發生變化。 本研究將中國的對朝政策大致分爲維持朝鮮體制穩定和朝鮮無核化,中國對朝鮮的戰略價值和朝核問題引起的牽連風險的判斷分析爲政策變化的2個變因。 以這種觀點爲基準, 通過實際事例證明它們的因果關係爲研究目的,在此過程中利用新現實主義理論和同盟理論提出了邏輯依據。透過這樣的研究,可以確認中國對朝鮮的戰略價值和朝核帶來的牽連危險的判斷在對朝政策上起到了主要動因的作用。 在朝鮮核問題成爲國際社會焦點之前的冷戰時期,中國的對朝政策主要是利用朝鮮作爲與美國和蘇聯權力平衡的手段。 即,通過與朝鮮的合作,共同應對美國主導的民主陣營的安全威脅,在中蘇紛爭狀況下,阻止北朝鮮向蘇聯傾斜,努力維持中國的支持者角色。 其代表性的事例有中國參加韓戰、戰後對朝鮮的經濟及軍事支援、簽訂中朝相互友好條約等。20世紀80年代以後,朝鮮爲了消除共產圈解體、冷戰體制崩潰、中國改革開放等帶來的安全威脅,正式進行了核開發,中國作爲朝鮮唯一的同盟,無意中深深地牽連到了朝核問題,朝核問題成爲中國對朝政策的重要變數。 1993年朝鮮退出NPT後形成的第一次朝核危機時,中國對朝核問題沒有特別的政策,主張通過美北兩國直接對話解決。 因此,與其說維持朝鮮體制的穩定或推進朝鮮無核化,不如說最大限度地避免牽連到朝核危機造成的糾葛狀況。另一方面,第一次朝核危機因爲通過美北間直接對話達成妥協,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經歷了疏遠。根據日內瓦協議,美國承諾向朝鮮提供重油,但美國中斷供應後, 朝鮮重新啓動核設施,退出NPT,引發了第二次朝核危機。 中國通過美國布希政府的對朝鮮攻擊威脅和對伊拉克的軍事攻擊,正視朝核問題是無法避免的現實問題,並開始積極進行斡旋努力。特別是建設向朝鮮供應原油的友好送油管後,首次採取了關閉的超強力措施。 另一方面,向朝鮮提供無償援助, 仲裁美中朝三方會談和六方會談,努力解決朝核問題。 中國之所以積極介入第二次朝核危機,是因爲中國認爲美國的攻擊有可能導致朝鮮政權崩潰。對於朝鮮的第一次核試驗,中國發表了強烈的反對聲明,但在討論聯合國安理會對朝制裁決議的過程中努力降低制裁力度,反而增加了對朝貿易,支持了朝鮮的穩定。 中國與第二次朝核危機不同,沒有積極介入,可以看作是中國認爲以第一次朝核試驗爲契機,無法阻止朝鮮的核開發,因此比起無核化,以穩定朝鮮政權爲優先目標推進的。朝鮮進行第二次核試驗後,中國黨中央決定對朝政策方向是中國不能解決朝核問題,考慮到朝鮮的戰略價值,優先維持朝鮮體制,這是中國黨中央首次決定應對朝鮮問題和朝核問題的政策。 此後,中國的對朝政策根據國際社會對朝核問題的措施,逐漸改變了對朝核問題的應對方式,但維持朝鮮政權的穩定成爲了與局勢變化無關的固定目標。 中國在對朝政策上作爲與美國權力平衡的緩衝地帶,將朝鮮的戰略價值放在首位。對於之後發生的朝鮮第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核試驗,中國的應對沒有脫離第2次核試驗時中國黨中央決定的基調。 當然,隨着朝鮮核試驗的持續,中國也同意在聯合國安理會對朝鮮制裁中增加越來越強硬的措施,但這只是被動地應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強硬態度的水平,不能說這是爲了朝鮮無核化而做出的積極努力。 另外,第四次核試驗後,韓美開始討論部署薩德防空導彈系統,中國提議王毅倡議稱同時促進韓半島無核化和和平協定,並提出瞭解決朝核問題的新方案。 但《王毅倡議》的立場是,只有通過和平協定解決朝鮮的安全憂慮,才能解決朝核問題,因此,與其說是解決朝核問題的提案,不如說是強調本國國家利益反對韓美部署薩德和維持韓半島穩定。 這意味着中國擺脫了因朝核問題而形成的對朝政策困境,開始從本國利益角度出發應對朝核問題,再次確認最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縂是朝鮮政權的穩定。最近,隨着美國和中國的霸權競爭加劇,對韓半島的影響力競爭日趨激烈,朝鮮對中國的戰略價值逐漸增加,而對朝鮮無核化的必要性卻逐漸減少。 特別是2018年以後,通過中朝首腦會談,兩國關係得到了改善,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增加,中國圍繞韓半島問題的對美協商力大幅擴大。 因此,第六次核試驗以後,每當朝鮮發射導彈時,中國都會微妙地改變過去反對核開發的立場,反對安理會的對朝制裁決議,代表朝鮮的安全憂慮,表現出直接支持朝鮮的態度。綜合以上討論,中國的對朝政策大致可以分爲冷戰時期和朝鮮造成第一次朝核危機後的時期。 冷戰時期的對朝政策是利用朝鮮作爲應對美國和蘇聯的手段,朝鮮核問題浮出水面後,中國的對朝政策大致可以分爲維持朝鮮體制穩定和無核化。 因此,中國的對朝政策與時機和國際局勢的變化無關,作爲對外部威脅的權力平衡手段,維持朝鮮的戰略緩衝地帶是最高目標。 特別是朝核危機以後,中國認爲維持朝鮮體制穩定是與美國權力平衡的’接近動機’,認爲朝鮮無核化是避免牽涉到朝核問題的’回避動機’,因此,今後中國對朝政策中維持朝鮮體制穩定的動力將逐漸加強,對朝鮮無核化的動力將逐漸減弱.Item 中國崛起對美韓同盟之影響(2016) 林泓廷; Lin, Hong-Ting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主導亞太區域局勢,中國也在這國際狀態下發展,形成現今中國崛起。中國崛起造成東亞權力產生變化,成為國際政治關注的議題。在這背景下,試圖了解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秩序所造成重要改變,以及了解美韓同盟受到中國崛起的影響,是否同盟合作上出現問題。本文透過美韓同盟成立的背景,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中韓合作與美韓同盟發展來看美韓同盟是否面臨到史奈德(Glenn H. Snyder)提出的同盟困境(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情況。 研究後可以發現,美韓同盟因為美國提供南韓對抗北韓威脅的安全信賴,使得美韓同盟依舊維持合作。在中國崛起議題上,美國與南韓對於中國崛起各有不同認知。美國認為中國將是亞太區域合作上的威脅,南韓則認為在處理北韓威脅問題上中國是可以合作的夥伴。因此,間接造成美韓同盟緊密關係出現問題。 整體而言,美韓同盟可能因為中國崛起導致影響,但美韓彼此還擁對同盟的信任,從短期之內來看,中國崛起的還不會導致美韓同盟出現瓦解,但美韓同盟合作,可能因為中國崛起產生影響。Item 中國影子銀行之空間分析(2018) 盧微因; Lu, Wei-Yin本研究探討「地級市」空間單元之各項環境變數對「中國影子銀行」之影響。其中,透過「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信託與委託貸款及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增量」、「人民幣貸款」、「委託貸款」、「房地產業貸款餘額」、「規模以上中小企業資產」、「小額貸款公司貸款餘額」等變數對中國影子銀行進行估計。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空間影響性局部指標」(LISA)分析以及「地理加權迴歸」(GWR)分析,並將實證分析的環境自變數區分為四大類之「外商銀行」變數、「金融發展」變數、「經濟發展」變數以及「地理區位」變數,探討四類環境變數中,對中國影子銀行具影響性之變數。 實證結果顯示,「外商銀行家數」、「進出口總額」、「GDP占該省比重」、「經濟基礎評分」、「人均生活用電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對於中國影子銀行相關變數之影響性,在整體中國幾乎一致呈現「顯著正相關」,影響性亦同時存在於金融中心城市。唯「信託與委託貸款及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增量」及「小額貸款公司貸款餘額」影響性呈現不穩定,因存在較大「地理空間異質」。研究發現,整體中國的區域經濟與金融發展情況,存在大程度的地理區位異質性。Item 中國的電業自由化改革及電力市場建立之研究: 以可再生能源電力發展為例(2017) 賴以婕; Lai, Yi-Jie借鑑於多個國家的改革經驗,中國於2002年開啟進一步的電力體制改革,並試圖建立自由化的電力市場。雖然過程中曾暫停過一段時間,但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的相互影響,為2014年末中國的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帶來新的契機。而作為著名的社會主義國家,選擇在電力產業引入市場機制,揮別過去的國家壟斷狀態,是中國電力體制改革受到各方矚目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發現中國基於國際氣候協議、國內環境汙染及國家能源戰略考量等因素,希望進行能源轉型、發展可再生能源,並希望透過電力體制改革及自由化電力市場的建立,促進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力產業的發展,以達成國家的政治性及經濟性目標。 本研究回顧中國從2002年至 2016年的改革歷程,以及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運作模式與實際案例,分析中國電力體制改革所遇之困境與解決之道為何。同時發現中國政府透過國家機關與國有企業的相互配合,一步一步改革國家電力產業,推動可再生能源電力成長。而國家機關與國有企業於中國電力產業改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符合了國家資本主義之論述。而中國的電力改革經驗,能夠為台灣的電力體制改革、電業自由化及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經驗及參考。 關鍵字:中國電力體制改革、可再生能源電力、電力自由化、電力市場、國家資本主義Item 中美競逐下中小型國家安全戰略:以澳洲為例(2022) 張詠雯; Chang, Yung-Wen澳洲自二戰結束後便將自身定位為中型國家,至今仍作為中型國家之代表。而該國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地理位置使其戰略價值豐富,自二戰以降澳洲便作為美國之戰略合作夥伴。1980年代起,亞太地區經濟快速成長,澳洲亦改變長期以來將自身界定為西方國家之政策,透過外交政策的調整與亞洲地區國家展開互動。藉由多邊參與及掌握特定議題之倡議性,逐漸塑造了自身於區域中的國家角色,亦彰顯了中型國家之外交特色。澳洲長期以來皆希望能同時維持與區域外西方國家之傳統聯盟關係,並與亞洲地區國家建立良好互動。而隨中國改革開放,國家實力大幅增長,澳中兩國間亦逐漸產生經貿互賴。而中國日益崛起之勢,對美國此一既有霸權產生威脅。故美方自歐巴馬執政起,便將其戰略重心轉向亞洲;而川普於2017年上任時,中方更被美國明文界定為修正現狀型國家,兩國關係進入全面性戰略競爭。兩大強權競逐亦成為印太地區中小型國家戰略影響之重大外部因素,故本研究探討澳洲不同時期之戰略安排,檢視其動態變化下的動機及影響。本研究分別以歐巴馬及川普任期作為兩大時間軸,分析澳洲於2012年至2017年之戰略安排與2017年至2021年之差異。第一段時間軸上,澳洲仍藉由避險戰略試圖將自身所受影響降至最低,並欲維持該國多年以來經濟與安全考量不同之二元性。但在第二段時間軸當中,則可發現澳洲轉而與中國對抗,呈現抗衡狀態。除響應美國主導之印太戰略外,澳洲亦透過多邊手段強化國家安全保證,在戰略變化下仍發揮中型國家之特色。本文以澳洲此一中型國家作為個案研究,藉由該國戰略安排之動態變化,探討中型國家於權力轉移之情況下如何保有戰略靈活性,並持續於區域中發揮影響力。Item 中華民國南海政策之研究:以馬英九時期為例(2020) 張家禎; Chang, Chia-Chen中華民國作為南海主權聲索國之一,南海地區的重要性,除了涉及國家安全與領土主權,更包含經濟發展所需的海洋資源。中華民國在南海問題上面臨許多困境,除了受到中國大陸崛起的威脅,在國際社會上則處於孤立之邊緣處境,這些因素都影響政府對南海的策略選擇及作為。綜觀中華民國的南海政策,國民黨及民進黨兩大政黨在南海政策上雖有共同性,但在主權論述上卻有相當大的歧異,這是由於南海政策取決於各執政黨的國家意識型態和外交戰略關係。因此,自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在兩岸關係大幅改善下,對南海及太平島之主權維護更甚以往,除了透過軟、硬實力來經營南海島礁,針對南海仲裁案亦展現各種維權行動。 中華民國在南海問題上要突破當前困境,除了尋求參加區域多邊組織及對話協商機制,更要回歸到兩岸關係的本質上,全面性的檢討與制定南海戰略。歷任執政者為因應國內外形勢變化,導致各個時期的南海政策會受到兩岸定位、政黨意識以及當時政治經濟環境之因素影響而有所不同。國民黨政府偏向以U形線範圍作為主張歷史主權之論述,民進黨則試圖切割與中國大陸之歷史連結,著重以臺灣在南海有效佔領之島礁,凸顯出政治因素將會成為影響中華民國南海政策發展的重要變數。Item 二十世紀初期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 以文學研究會主要刊物《小說月報》、《婦女雜誌》、《文學週報》為研究範圍(2011) 李宥儒; Yu-ju Lee安徒生是兒童文學界的大師,寫出〈醜小鴨〉、〈拇指公主〉、〈賣火柴的小女孩〉等許多深得人心的故事,筆者設想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起初傳入中國的光景,是否也同樣地吸引讀者想要靠近。本研究先簡述二十世紀二○年代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成立始末,追求「藝術為人生」的實際改革社會目標,說明文學研究會和商務印書館底下老牌刊物《小說月報》的關係。文學研究會以介紹安徒生或安徒生故事的中文文章確立安徒生的定位,接下來回溯一開始安徒生故事傳入中國的歷史和翻譯的篇章,研究重點是1925年主要由文學研究會主導下首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熱潮。 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系統性地翻譯安徒生故事正是刊登於文學研究會主編的刊物——《小說月報》、《文學週報》,雖然《婦女雜誌》和文學研究會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婦女雜誌》和《小說月報》同為商務印書館的刊物,在《婦女雜誌》上刊登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又多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譯作,因此筆者歸納進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的翻譯作品。本研究將以此三本刊物為主要研究範圍,探討背後主要編輯群——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的樣貌,找出文學研究會意圖介紹科學新知給中國社會、安徒生對中國的想像以及文學研究會譯者如何處理外國作家看待中國的刻板印象、翻譯安徒生故事數量最多的趙景深譯文的特色,最後比較最初期和這時期的翻譯差異。總結中國第一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高峰,文學研究會由安徒生故事一步步實踐成立的目標,帶給中國多元豐富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Item 二手書業文化地景的變遷與場所精神的建構─當代臺北溫羅汀與東京神保町地區的比較(2015) 陳禹伶; Yu-Ling Chen二手書店區的存在是一種都市經濟活動方式的展現,更是一種人和書互動的文化空間關係。台灣的二手書業至今約有一甲子的歷史,近年來台北市的溫羅汀地區所形成的二手書店區,不僅顯現了二手書業在台北發展的脈絡,也與都市居民的記憶緊密結合,成為台北的文化地景之一。相隔不遠的鄰近國家也有相似的文化/商業區域,日本東京都內的神保町是一個具有百年歷史,聞名於東亞國家文化圈及西方世界的二手書店區,當然更是日本東京都內重要的文化地景,承載著許多歷史記憶。誠然,二手書店各國皆有,而書店風景各有不同,台日文化同中有異,各有特點,台灣台北的溫羅汀地區與日本東京的神田神保町二手書店區,地理位置相隔不遠,過去雖有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事實,但在時間的演進下,兩地的二手書店區呈現出各自的文化內涵、歷久彌新,也展現了現今的場所精神。 過去二手書業的研究比較關注在二手書店的家族歷史、藏書家與二手書店之間的互動,以及二手書店的經濟價值和符號意義等,本研究除了以前人研究為背景理解,也藉由人本主義地理學的相關理論,詮釋兩地的歷史與文化,考察其異同,思辨其文化義涵。本研究聚焦於當代,網路興起後,二手書業和整個出版業以及實體/網路書店的生態更加緊密,所帶來的書物意義的轉變。結合文獻梳理與田野調查,並透過兩地經營者的深度訪談,了解其文化地景轉變、店內空間的陳設和場所精神的凸顯,提出屬於現在的二手書店定位及想像,並將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作為一反省和創新的進路。Item 以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學詮釋榮格的同時性原理(2013) 力露; Martina Greif本論文旨以牟宗三易學,探討瑞士學者卡爾˙古斯塔夫˙榮格之共時性原理。 筆者以為,西方科學典範無法提供適當的框架,將共時性原理納入其中,因科學典範立基因果關係,而共時性原理乃非因果關係,亦不遵循科學思維的既定邏輯。 當榮格研究中國古典《易經》的時候,發現它基於共時性原理,在中國稱為感應或感通。榮格不諳中文,故僅能透過譯本認識《易經》。在當時的歐洲,《易經》仍神秘未知。由於榮格未能以科學框架解釋共時性原理,亦無法深入對易學進行討論;相對於榮格的進路,筆者嘗試以易學的視角,詮釋共時性原理。 本文中,筆者將專注於牟氏易學,以其道德形上學為進路,對榮格「自我實現」概念,進行更細緻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