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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詩人語言選擇研究
(2012) 施清瀚; SHIH, CHING-HAN
自1930年代台灣話文運動期間，經賴和、黃石輝、郭秋生等，書寫主張「我筆寫我口」實踐，台灣文學界普遍認為楊華的〈女工悲曲〉是當時最早完成整首的台語詩（陳鎮卿，1994），但近年來在李勤岸教授主持下的「白話字文獻館」出版台南「府城教會報」中整理出，以白話字書寫台語詩即有自日治前的1885年白話字新體詩至少在1885年即已出現，可以證明當時各文類的白話文書寫，承襲自西方現代文學形式，距離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的台語書寫，提前了幾近50年，李勤岸教授稱其為「台灣文學的早春」（2009），這裡面也帶出「跨越語言」的問題，台灣本土作家的「跨越語言」，其實是語言選擇的嚴肅課題，說穿了只是第一個殖民語跨到另一個殖民語的書寫模式，但是這樣的選擇是否牽涉國族認同轉向的議題，實值得深入研究，而就廖瑞銘教授聲稱「從清領、日治貫穿國民政府時期，台灣本土作家書寫文類，如七字仔、台灣歌謠、胡撇仔戲劇本，白話字新體詩，白話字散文小說等的創作，都沒有「跨越語言」的問題，只有選擇殖民語書寫者，才有跨越語言的問題」（2010台語詩行台中場開場致辭）而跨越語言又牽涉了「語言轉向」的課題，這是台灣研究後殖民理論，書寫語言的形式，所謂既定但終究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基此，台灣文學史的定義，也將會徹底翻轉。本論文主要探討本土詩人如何選擇他們的書寫語言，如何建構他們的語言觀，並以後殖民的思考呈現其不同思惟下的書寫策略，藉以建立母語文學的主體性，擺脫長久以來處於殖民情境下的邊緣地位。也惟有將具有殖民性格的稱謂「國語」改為「華語」，使其與台灣本土語言並置於相同位階，因為有「國語」之名，就是對本土語言的壓迫，就是行使語言文化的霸權，表示台灣人仍處於殖民情境。再者將母語文學正名為台灣文學，才能從根本上超越華語體制的壓迫與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