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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時代設館修史制度研究-兼論其與中國修史制度之關係
(2007) 李鳳圭; Lee Bong-Gyu
高麗時代史館制度的沿革和發展，大致可分為前後二期。前期是從國初仿唐制而設史館，宋興而由仿唐制改仿宋制，直至忠烈王三十四年（1308），共計有三百九十年的沿革發展。後期是從忠烈王三十四年受元朝的影響，忠宣王倂於文翰署爲藝文春秋館，之後又分而復倂，凡是改館名有五次之外，史館編制、史官之制，皆有屢次變革，至恭讓王四年亡國（1392），共計有八十五年的沿革發展。高麗前期的史館制度，自國初仿唐制而設史館，宋興而由仿唐制改仿宋制，而後以「多相監修」，「修撰官」專掌修國史、實錄，成為定制。可以說是因時取長補短，盡併、精簡的史館制度，這也是高麗前期史館制度的特色。高麗後期史館制度的變革，自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忠宣王仿元代翰林兼國史院，將以史館及文翰署（翰林院）合併為藝文春秋館，並改史館的編制。之後又分而復倂，除恭愍王五年至十年間（1356-1361）復稱史館外，其餘以史館改稱為春秋館。而且到朝鮮時代沿高麗之舊，仍以春秋館為史館之名。高麗時代史官職權之演變，高麗初設「修國史」、「同修國史」時，如同宋制是為專撰史之職，而後制定以二品以上官為兼任，或為宰輔、宰相所奪，就形成猶如唐代多相監修之制。而其職掌也改變為監督史館修史工作，而不與修撰之事。大致在明宗時，以宰相兼任「監修國史」、「修國史」、「同修國史」，以多相監修，成為定制。因而《高麗史‧百官志》「春秋館」條記載：「監修國史，侍中兼之。修國史、同修國史，二品以上兼之。」是為高麗仁宗以後，到明宗朝時，成為定制的史官制度。而此「多相監修」，則是高麗史館制度的特色之一。高麗自顯宗四年（1013）分史館官員與專撰史官員之後，「史館修撰官」依舊是史館常職的史官，沒有新命則與修史無涉；「國史修撰官」、「實錄編修官」則是專撰史之職，事畢即停，兩者因職責系統不同，實不可混淆。並且從仁宗以後，國史、實錄則是由「國史修撰官」、「實錄編修官」掌其事。而此則是高麗史館制度的另一特色。但到高宗時，已不稱「編修官」，而稱「修撰官」。從此以後，高麗前期的史館制度中，不復見「編修官」之名，無論是修國史、實錄，皆稱「修撰官」。因而《高麗史‧百官志》「春秋館」條所載「脩撰官」，就是以專撰史史官之「脩撰官」、史館史官之「史館脩撰官」的通稱，在高麗高宗時，成為定制的制度。高麗時代史官制度的沿革，大致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太祖二年（919）仿唐制而設史館以來的史官之制。第二階段是從顯宗四年起（1013），由仿唐制改仿宋制以後的史官之制。第三階段是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忠宣王倂於文翰署（翰林院）爲藝文春秋館之後的史官之制。其中，第一和第二階段屬於前期史官制度之沿革，第三階段屬於後期史官制度之沿革。史館之外，另有專職史官，即起居注、起居郎、起居舍人，自成宗時置隸屬於門下、中書（內史）兩省，與史館史官並立，行使記注之權。自此以後，終高麗之世，大體相沿不變。高麗自國初設館修史以來，官修史著種類甚多，有起居注、史草、日曆、實錄、國史。其他尚有編年體史書、典禮、譜系等史著，其成果頗有可觀。而且高麗時代史書的藏管，為史籍之完善保管，除封存史館史庫之外，為避免兵燹之災，另設置史庫藏管。然而，高麗時代設館修史制度，未必能盡善盡美，難免衍生若干流弊。比較特別的是，高麗後期與元朝的關係密切，高麗的修史中，也有與元朝有關的史書。元朝的國史院向高麗索取有不少的史籍，同時高麗也曾修《元世祖事跡》此外，高麗所修成的史書也有送給元朝。元代修《遼史》不僅索取高麗史著，同時元朝和高麗的史學交往非常頻繁，互相提高史學的水準。高麗時代修史制度中的一些弊端。不過高麗自設館以來，官修完成各類史著。這不僅是史書體裁上的進步，史著修撰方法、史學理論等，各方面提提高史學水準。因而固然留意這些弊端，但更要注意，高麗時代設館修史制度對當代和後世史學發展的基礎，及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