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by Author "沈佳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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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檢查」處所發展初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沈佳姍; Chia-San Shen
    19世紀後半葉顯微鏡、細菌理論和實驗室的興起和盛行，是一個全球交互影響的過程。此時正值清末和日本治臺時期。各先行研究已多論述細菌學知識在日治臺灣下的應用與推展，但對專門檢驗機構成立與分布的認識不多，而此也是衡量近代衛生、評量細菌學在一地區發展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本文即是研究日治臺灣時期定制式公立細菌檢驗機構的建立過程，論述細菌檢查機構在臺灣的建置時地與特色、使之產生或發生變化的原因，以及從專門機構建置質量的角度呈現細菌學在臺灣的拓展歷程。結果發現，臺灣在1900年前後，已在臺北、基隆、臺中、嘉義等處，因海港檢疫、首都、防疫等原因而設立細菌檢驗室；集中在大臺北地區，業務與防治鼠疫密切相關。1910和1920年代，細菌檢查室所再興起一波改制、建設或擴大規模潮。到1920年代中期前，臺灣西部五州均已設置細菌檢查室所，其中臺北州的規模最大。影響此發展的主因，包括歐洲戰爭後的臺日地方行政制度修改、地方自主權力提升、各種跨國性疫情發生、日本內地的傳染病預防法調整以及頒告廳府縣衛生職員制。1930年代後，細菌檢查室所的建設集中在高雄和東部的宜花東。故從區域來看，細菌檢查單位在臺灣的設置是以北臺灣為重，而後再擴及南臺灣和東臺灣；1930年代前已普及於臺灣東西南北各地。其間，細菌檢驗員有多面向的移動任職或交流，加速了專業技術和知識的流通。建置地點常有官廳等建物內的衛生部兼含細菌檢查室／所與海港檢疫所，甚至再兼藥物或瘧疾檢驗室等等的空間共用和機構群聚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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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檢查」處所發展初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沈佳姍; Chia-San Shen
    19世紀後半葉顯微鏡、細菌理論和實驗室的興起和盛行，是一個全球交互影響的過程。此時正值清末和日本治臺時期。各先行研究已多論述細菌學知識在日治臺灣下的應用與推展，但對專門檢驗機構成立與分布的認識不多，而此也是衡量近代衛生、評量細菌學在一地區發展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本文即是研究日治臺灣時期定制式公立細菌檢驗機構的建立過程，論述細菌檢查機構在臺灣的建置時地與特色、使之產生或發生變化的原因，以及從專門機構建置質量的角度呈現細菌學在臺灣的拓展歷程。結果發現，臺灣在1900年前後，已在臺北、基隆、臺中、嘉義等處，因海港檢疫、首都、防疫等原因而設立細菌檢驗室；集中在大臺北地區，業務與防治鼠疫密切相關。1910和1920年代，細菌檢查室所再興起一波改制、建設或擴大規模潮。到1920年代中期前，臺灣西部五州均已設置細菌檢查室所，其中臺北州的規模最大。影響此發展的主因，包括歐洲戰爭後的臺日地方行政制度修改、地方自主權力提升、各種跨國性疫情發生、日本內地的傳染病預防法調整以及頒告廳府縣衛生職員制。1930年代後，細菌檢查室所的建設集中在高雄和東部的宜花東。故從區域來看，細菌檢查單位在臺灣的設置是以北臺灣為重，而後再擴及南臺灣和東臺灣；1930年代前已普及於臺灣東西南北各地。其間，細菌檢驗員有多面向的移動任職或交流，加速了專業技術和知識的流通。建置地點常有官廳等建物內的衛生部兼含細菌檢查室／所與海港檢疫所，甚至再兼藥物或瘧疾檢驗室等等的空間共用和機構群聚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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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擎易舉：臺日免疫知識拓展之制度與人事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7-06-??) 沈佳姍; Shen, Chia-san
    本文以日本中央政府和臺灣總督府的人事組織為核心，研究對世界醫學衛生帶來重要影響的免疫知識，如何在20世紀之交的臺、日兩地興起與發展。首先，免疫知識在日本的推展，約始於1890年代傳染病研究所設立後。其對外開設講習會、協助官方在各地追查病源及防治法，以及使血清疫苗成為國營事業、使傳染病研究所成為國營單位。其背後是北里柴三郎（ 技術家）、後藤新平（ 行政官）、長與專齋（ 私立衛生會） 與長谷川泰（議員）等人的合作，以及日本本土醫界的隱然分立。而日本的免疫知識正起步發展時，臺灣改隸日本統治，日本的衛生行政與知識也帶入臺灣。尤其，後藤新平和高木友枝等人先後轉任臺灣後，從豬疫免疫實驗、鼠疫疫苗接種、臺灣醫學會雜誌宗旨、醫學生赴日參訪機構、人才引進和培訓、全民種痘計畫、成立牛疫血清作業所和臺灣總督府研究所等，均呈現免疫知識和免疫防疫政策不斷在臺灣擴大應用。又臺灣總督府研究所具有大規模、綜合學科和日本罕見等特色，原因包括後藤等人與臺、日兩地關鍵人事和機構的連結合作，以及該人等的國際見識。簡言之，不論日本或臺灣，使免疫知識發展的原因除是因為世界醫學潮流和防疫所需，更是因為某一群衛生行政首長，以及相關眾多人事資源共同合作的成果。如是人事團體的連結，除表現在1900年前後的免疫相關措施，也延續在1914年傳染病研究所移管後，臺灣選擇偏向舊傳染病研究所作法的決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