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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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sing 教師著作 by Author "許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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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臺灣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1-06-01) 許佩賢
    日治時期台灣的收音機體操，是自殖民母國日本傳過來的。日本的收音機體操（ラジオ体操）顧名思義，是配合收音機廣播的音樂節奏來做體操，自戰前1928年開始成為收音機廣播的固定節目。台灣則稍晚自1930年4月起固定播放，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本文主要從近代化的裝置、國民化的裝置以及戰爭動員的裝置來考察日治時期台灣收音機體操的發展過程。 收音機廣播本身是20年代最先進的媒體，收音機體操的音樂是用鋼琴演奏的西洋風樂曲，收音機體操不論是硬體（收音機）或是軟體（聲音），都充分表現其近代風格，清晨的收音機體操使身體配合近代的時間規律，符合都市生活作息。收音機體操於1930年代出現在台灣，正好就是台灣的都會文化、大眾文化發展的時期。1930年代前半，台灣也開始倣效日本內地於每年夏季舉行收音機體操大會，隨著電波的傳送，社會大眾經歷一種共時性的體驗。從日常學校中的體操課、學校或州郡運動會的集團體操，到每日的收音機體操廣播、全島性的收音機體操大會，再到帝國規模的體操祭，透過收音機體操，總督府官僚所期待的共同感，才能由學校、州郡這樣的小團體，擴大到台灣、然後到帝國，從而達到日本國民化的目標。 1930年代中期以後，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旗幟下，收音機體操和各種新發明的體操在整個帝國同步總動員，收音機體操是帝國確認忠誠的試紙，因此，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帝國大大的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到處都在做收音機體操；另一方面，朝鮮、台灣這些帝國周邊的殖民地，甚至比本國更進一步，藉由自創的集團體操，向本國表達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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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
    ( 2011/08-2012/07) 許佩賢
    本文以1910年前後一個國語學校畢業的公學校教師──張式穀為中心，考察其在殖民政權設定的框架中如何摸索「發達」的道。　　張式穀於日本領台時，大約正好是入學年齡，可以說是台灣第一代可以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地方菁英。除了當醫師之外，在1910年代之前，升學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故鄉擔任公學校教師，是台灣地方菁英的最好選擇。但是1910年代以後，由於社會各種產業迫切需求人材，許多青年教師受到吸引而放棄教職，轉行從事實業，開啟與公學校教師完全不同的人生，其後以各種形式飛黃騰達。 張式穀於1920年離開教職，進入基層行政體系擔任庄長，1930年代以後成功轉成工商業界人士，同時成為台灣總督府以專賣利權拉攏的對象。這些不同時期人生進路的選擇，很明顯的都與殖民統治機制的變化有關，同時也都相當程度的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 張式穀模式特別適用於1890年前後出生，在日本領台時正好達到入學年齡的世代。這個世代中多數的受新教育者，很可能是像張式穀這樣，憑著一身的學識、能力，在地方社會、而且只在地方社會中活動，在總督府設定的框架中，累積自己的實力、摸索發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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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
    (臺北市：遠流, 2011-11-01) 許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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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
    (新北市 : 東村出版, 2012-01-01) 許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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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地方青年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張式穀的軌跡為中心
    (新史學雜誌社, 2013-09-01) 許佩賢
    本文以1910年前後一個國語學校畢業的公學校教師張式穀為中心，考察其在殖民政權設定的框架中如何摸索「發達」之道。張式穀於日本領臺時，大約正好是入學年齡，可以說是臺灣第一代可以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地方菁英。除了當醫師之外，在1910年代之前，升學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故鄉擔任公學校教師，是臺灣地方菁英的最好選擇。但是1910年代以後，由於社會各種產業迫切需求人材，許多青年教師受到吸引而放棄教職，轉行從事實業，開啟與公學校教師完全不同的人生。張式穀於1920年離開教職，進入基層行政體系擔任庄長，1930年代以後成功轉成工商業界人士，同時成為臺灣總督府以專賣利權拉攏的對象。這些不同時期人生進路的選擇，很明顯的都與殖民統治機制的變化有關，同時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張式穀模式特別適用於1890年前後出生，在日本領臺時正好達到入學年齡的世代。這個世代中多數的受新教育者，很可能是像張式穀這樣，憑著一身的學識、能力，在地方社會、而且只在地方社會中活動，在總督府設定的框架中，累積自己的實力、摸索發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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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中期的公學校畢業生與臺灣社會
    (國史館, 2014-09-01) 許佩賢
    本文透過考察日治中期公學校畢業生在社會上的狀況，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1920年代以後，學校體系整備，就學人數也逐漸增加。臺灣總督府或教育關係者的預想是，大部分臺灣人只要公學校畢業即可投入職場，但是對選擇接受新教育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很多人正想藉此擺脫農民的位置， 兩者之間出現了相當的落差。公學校教育為畢業生帶來不同的生涯發展，農村中從公學校畢業的人，至少有20％的人日後得以脫離農業等依靠勞力的傳統生業。臺灣社會逐漸認識到，學歷是可以證明自己能力的證明書。有學習意欲的臺灣兒童，爭取自己進入近代學校的機會，以公學校為起點，一階一階的取得更高學校的入學資格，或是以此學力／學歷為基礎，嘗試正規升學管道以外的學習機會，以便能在社會上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雖然整個日治時期，自公學校畢業的人還不是多數，但是他們對自己所受的新教育抱著自豪威。他們之中有人繼續升學，甚至留學，成為知識菁英；更大多數的人雖然沒有繼續升學，但他們充分發揮公學校所學習的知識、能力，或善用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資格，在社會上活躍。這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提供我們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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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初期公有土地的調查與整理
    ( 2015/08-2016/07) 許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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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前期的學租整理與法制化過程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03-01) 許佩賢
    日本領臺以後，很快便開始著手調查、整理臺灣各地的地方共有財產，以各種形態存在的學租財產也是其中重要項目之一。本文主要究明日治初期學租財產的整理及法制化的經過，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政府如何運用國家的力量，將原本應屬於社會的財產，穿上近代法人團體的外衣，使之爲國家所用。學租財產的來源要上溯到清代。清朝時期較正式的教育機關當屬府縣儒學及書院。儒學及書院均擁有一些田園財產，稱爲學田或書院田，靠著這些田園財產的收入（學田租及書院租）支付學校的必要支出。學田的來源多爲地方官辦置，也有由民間捐贈者，而書院田的來源則主要由地方士紳捐贈，也有來自官方沒收來的田園撥給書院者。從一般民眾來看，這些學租財產，特別是屬於書院及學會的財產，長久以來便屬於社會大眾；不論是支付學校運作經費，或是提供讀書人讀書或參加科考的資金，基本上都是在地方官紳乃至社會大眾的合意下被使用在教育事業方面。日本領臺以後將清代以來的學田租及書院租統稱爲學租，並將其他教育相關團體（日本稱之爲學會）的財產也視爲學租，同時開始著手調查這筆多歧的財產的確實內容。隨著土地調查事業的展開，這些屬於學租財產的每一筆土地也要被重新整理、登記。在法制近代化的同時，政府的介入也隨之加強。 1898年總督府規定各縣的學租財產分別由各縣政府統一管理；1901年成立全島單一財團，1906年則正式成立學租財團。成立法人團體，看來似乎沒有違背清代以來「社會共有財產」的特質，但是其整個經營管理卻被放在行政體系之下。其後學租財團經費的利用調配雖然原則上仍以教育事業爲優先考慮，但是既然不是真正獨立運作的法人，最後還是依總督府自身統治便利的考量來運作。制度化的結果，只是讓國家更有效率的掌控、利用這筆原應由社會合意決定用途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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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3-12-01) 許佩賢
    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於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頒布以後陸續設置，屬於職業教育機闕，為小、公學校畢業後的升學選項之一。由於在修業年限、設置者及教學內容上，有很多彈性，學費也比較便宜，受到臺灣社會歡迎，主要可以分成農業專修學校、商工業補習學校及以專門收容女性的家政女學校。1935年，日本本國的實業補習學校廢止，臺灣卻保留下來而大幅發展。臺灣總督府的期待是，透過二年或三年長期的、固定的教育機構，有效地教化臺灣青年。與總督府的教化期待有所出入，臺灣社會更希望透過實業補習學校取得更上一層樓的學歷資格。實業補習學校是日本統治後期臺灣人十分重要的升學機關，也是臺灣社會教育欲求的重要表現，其畢業生也較只有公學校畢業者更有機會離農轉業，或在地方社會出人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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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末期臺灣的教育政策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3-03-01) 許佩賢
    本文以《茗荷谷文書》的檔案及報章雜誌的報導為主要材料，藉由義務教育制度施行的討論為中心，嘗試描繪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的教育政策的決策過程及地方社會的教育狀況。 義務教育自日本領有臺灣以後即不斷被提出，並於1922 年第三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做成終將施行的決議，但是真正做為政策課題是要到1930 年代以後，其背景之一是1935 年地方自治選舉的實施，讓臺灣總督府及地方指導者感到加速普及教育的迫切性。1938 年在戰爭動員的人力資源考量下，正式起動各項準備工作。首先是在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設置新的「調查係」，專職負責義務教育相關事項的調查。翌年10 月提出義務教育施行草案，經地方長官意見交換會討論後，向總督府評議會提出諮詢，得其同意後，公布「義務教育實施要綱」，便開始進行與日本 中央協商、財政規劃、及法令修改等準備工作。1941 年，臺灣與日本內地同步施行國民學校制度，義務教育則如預定，於1943 年起實施。 義務教育於戰爭末期的實施，從統治者方面來看，無疑是為了配合戰爭動員的需要，特別是預想徵兵制必將施行，而期待透過擴大基礎國民教育來培養國家所需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臺灣社會自1920 年代的民族運動以來，即從啟蒙主義的觀點主張應在臺灣施行義務教育；1930 年代後期總督府再度提出義務教育的政策課題時，臺灣社會很機靈地借用統治者的說詞，來提出義務教育的要求。從1939年公布到1943 年實施的3 年半準備期間，各地方確實用很快的速度擴充教育設施。教育擴充的財政基礎主要是來自國庫補助，但是，實際上，還是有相當的部分是出 於渴切更多教育機會的地方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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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地台灣的國民學校
    ( 2010/08-2011/07) 許佩賢
    1941 年包括殖民地台灣、朝鮮在內，日本全國的初等教育機關全部改為「國民學 校」，成為培養「少國民」的機構。國民學校不只是教育機關名稱的改變，因應教育目 的的改變，教授科目也大幅調整，教科書也全部改編。例如將國語、修身、歷史、地 理合併為著重國民精神涵養的國民科，體操課也改為更具軍事教練意義的體鍊科等， 表現了戰時體制對「少國民」精神及身體的要求。 國民學校的改制，當然與日本發動對外戰爭的發展有關。過去雖然有不少關於戰 爭時期教育史的相關研究，但是以國民學校制度作為主題的研究可以說幾乎沒有。殖 民地台灣國民學校的研究，不論從台灣教育史、帝國統治史、1940 年代的歷史以及思 考台灣戰前、戰後的連續性來看，都是非常重要且有意義的工作。 本研究擬從以下幾個面向來探討殖民地台灣的國民學校：一、走向國民學校之道 (1930 年代後期以後至1941 年的國家、社會、教育、思想動向)；二、殖民地台灣國民 學校的成立(法規、制度、各種規定、政策意圖)；三、國民學校的教育活動(學校經營、 課程內容、儀式性活動)；四、國民學校與社會(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戰爭動員等)；五、 記憶中的國民學校(口述訪談或回憶錄中的國民學校生活)；六、國民學校的1945(1945 年前後國民學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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